图：《据几曾看》，葛康俞著，葛亮编，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读过著名作家葛亮的小说《北鸢》的人，应该记得书里有位毛克俞，原型是作家的祖父葛康俞，也就是《据几曾看》的作者。葛康俞生于辛亥革命之年，逝于1952年冬，给后世留下的文字和书画作品虽不多，却十分耐读。《据几曾看》就是一本可置于案头深长读之的书。

　　读《据几曾看》这样高浓度的书，尤需对作者有所了解。葛康俞早年求学于杭州艺专，抗战期间避难四川江津，后任教于安徽学院、安徽大学文艺系，1950年在南京大学任教。在他四十馀年的生命历程中，与许多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产生交集，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朋友圈。

　　“朋友圈”里的艺脉风流

　　最重要的当属其三舅，美学家邓以蛰。“予自北平舅氏归，乃知书画有益，可以乐吾生矣。日课读毕，向晡更习字画，或研着录，公私有书画，必就展可看，每不能忘。”可见邓以蛰是葛康俞进入艺术殿堂的引路人。而邓氏对这位外甥的天资和才华也极为欣赏。“前日接来信并画三幅，几为欲狂，画无不精妙，尤以雪香居之密楼听泉最为可贵，携之此间爱好国画共赏，无不叫绝，足见你成就之高”，当得知《据几曾看》一书完稿时，更是催促“择地印出以便裁一份寄我一看为快”。而在此书之中，也可看到葛康俞受邓以蛰影响之深。比如，赏析梁楷的《泼墨仙人册》时他引用邓氏的《六法通诠》绘为随类赋彩，画为骨法用笔的观点；评及顾安的《拳石新篁》时感叹“蛰舅言画家始于用笔，真千古名言哉”；评《赵左仿杨升没骨山水图》时又说，“然吾舅邓叔存以为若就绘画发展言，则随类赋彩与山水设色又为一贯。何者？由随类赋彩进于应物象形，则笔法出焉”。邓以蛰还把这位志趣相投的外甥推荐给王世襄。1944年1月，王世襄由重庆溯江而上赴李庄，停泊江津，“得与康俞兄畅谈竟夕”，“相见恨晚，从此订交”。从此，两人书札往来，赏析名迹，各言所见，每多契合，而葛寄给王的画作，更令后者心折。

　　邓以蛰之外，葛康俞还有一位“社会知名度”更高的长辈，即夫人姜敏先的舅舅陈独秀。葛康俞的父亲曾是安徽全皖中学首任校长，与陈独秀同为反清革命党人，并在陈的介绍下加入岳王会。前几年电视剧《觉醒年代》热播，让陈独秀作为革命者和思想家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实际上，陈的艺术造诣也颇为深厚。也正是在这方面，葛康俞与他十分投缘。在为陈独秀整理书籍时，葛康俞曾发现一幅没有装裱的书法，陈独秀想起乃李大钊手迹，慷慨送给了这位他欣赏的后生。陈氏晚年居江津时，见葛康俞“终日习书，殆废寝食”，亲书“论书三则”教导之。辞曰：“作隶宜勤学古，始能免俗；疏处可容走马，密处不使通风；作书作画，俱宜疏密相间。”而陈独秀逝世后，为他书写墓碑─“独秀先生之墓”的也正是葛康俞。

　　如前所述，葛康俞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彼时校长为倡导中西融合的大艺术家林风眠，同学之中有李可染、艾青等文化名家。从这个“朋友圈”中，我们可以感知现代中国文脉和艺脉，也正是这样一群人，铸就了一派令人神往的风流气象。

　　鉴赏品题的独到眼光

　　葛康俞在本书开篇谈到了写作缘由，当时他避难于蜀，想起往昔“据几欣对之乐”，故以此书“略记平生清赏”，“遑言着录，用识过眼因缘，以慰他时惜念”。可见，此书写作如蚕吐丝，表露的是作者多年赏读书画积下的心得，这些心得存于腹中日久，早经千锤百炼，融会了他关于艺术的基本看法。读到这里，我想起史学家蒋廷黻那本至今仍畅销不衰的名著《中国近代史》，也是写于抗战期间避难期间，笔下流出的也正是蒋氏多年抄录档案史料、研治近代史的心得。大凡此类饱渗作者心血的书，最是通透醇厚，恰如陈年普洱，随便掰下一小块，其余味悠长，足以品尝良久。

　　《据几曾看》共九万馀字，以朝代为序，着录古代书画一百九十九件。王世襄用“鉴赏品题”四字概括作者主旨。这些文字或短或长，或辨析源流，或赏析技法，或抒发艺理，无不精妙。正如本书《出版说明》所言，“近代以来，中国美术史的著述渐由传统的着录、品评转向宏观论述或体系的建构，本书反映了当时中国画史著述多元取向之一端”。由传统“艺文评”转向西式“论文体”，确为西学东渐以来中国文艺批评体裁演变之总体趋势，不独美术如此，文学、戏剧亦然。走过百年沧桑，今天我们对于文化自信、学术独立有了更成熟的认识，回头再看《据几曾看》这样体例的著作，更有回归文化自我的欣喜。我以为，正因为采取了评点的体裁，葛康俞得以把画作的客观知识和读画的主观感受融会书写，艺术欣赏的对象因此实现了主体化，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也更易代入作者的“欣赏者”眼光，领悟书画之妙处。

　　举个例子，书中评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卷》：“画至于此，知自然之造妙，得窥见宫室之美……幅前画古树杉椿榆柏之属丛翠，汀洲沙脚，回互之澨，荻芦无际，风将水送，莎叶帔离。小舟四五出浅港，轻微若花须，人才黍米耳。柳阴合黛，露茅檐槿户。染胭脂紫，开门看水，一人守罾罟捕鱼。屋外更有人家。前庭点月黄作小羊群，济济一牧童趋后。晴川落照，远木深森，一峰莹然苍翠。遍体璎珞者，华不注也。汗漫穷目，平原千里，其西则鹊山。”接着又写到自己从北京回安徽，“过济南，登千佛山，望黄河一曲，指点烟螺，鹊华高并，正鸥波囊楮中景物也。其间树石村郭，渔牧陶稼，情神逼似”，继而感叹道“西画亦写生，无是过也”。这段话虽然不长，却包含了对《鹊华秋色卷》内容的介绍，以及评画者阅历与画作的印证，顺便还发出了中西美术比较之感叹，流露出葛康俞作为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西学素养和文化眼光。

　　不废中西的文化思想

　　作为一本兼具美术批评和史论价值的书，我手头这本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22年彩色版《据几曾看》在编辑上很有特色。一方面，选入了葛康俞的部分手稿，以及书中提及的作品插图。另一方面，收录了王世襄的《读后记》和葛康俞之孙，著名作家葛亮撰写的“导言”《笙箫一片醉为乡》，这两篇文章不但丰富了读者对葛康俞的了解，而且对书中内容起到了注释作用。

　　书中还收录了葛康俞发表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长文《中国绘画回顾与前瞻》，系统论述了他对于中国美术的看法。比如，关于中国画史的总体走向，“中国往古的绘画，始见于陶器，再丽于铜器，再附于建筑，至西汉始有绘画独立之记载。自附丽以至于独立，是由规则趋向流动，由象征而至具体。”“唐代是中国绘画转变的大关捩。唐以前绘画是：如其谓画，毋宁谓图的画。宋元以后绘画是：如其谓画，毋宁谓写的画。”“唐以前画家往往因其人形似的独到而决定其人的专长……画至宋明，人物画一落千丈，形似已非绘画中最要因素。”关于绘画之起源，“绘画的取材，最初必摄取其与生活最所接近者，此种现象各绘画统系有所同然。中国山水画、西洋风景画发展较晚，只是与生活利害关系较远之故。”关于中国画的旨趣，“其内容必寓有鉴戒和赏劝的意思。由单独一个物象来象征，进而至于写出复杂的故事来比喻，都不离开这个意思。”这些论述对于《据几曾看》的评点体例起到了很好的补充，让读者系统了解到葛康俞的美术观。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葛氏论西画东渐时指出，西洋绘画和中国绘画一样是无尽宝藏，国人不可自绝于宝藏门前，而应学习借鉴。但是，吾人断而不能赞同全盘西化“中国绘画自我而斩，亦所不惜”的论调，“中国绘画，自有其统系，已历史久远，无人敢否认其统系”，应当“继续其前程”。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