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2023年5月8日，著名导演万玛才旦病逝。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令喜欢他电影和文学作品的人悲痛不已，不少哀悼和纪念文章用了“故事只讲了一半”的标题。而这也是万玛才旦小说集的名字。《故事只讲了一半》（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3月）收录了十部短篇小说，同样以藏族题材创作的艺术家陈丹青如此评价：“万玛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

　　翻开《故事只讲了一半》，小说阅读之旅尚未正式开启，先读到了作者的一段话：“很多时候，我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伪，它们的界限在哪里。我分不清。”我以为，这段话概括了这部小说集中作品的整体风格，这也是本书给阅读者留下的最深刻印象。

　　站在真与幻的界限上

　　人类是被故事餵大的物种，讲故事、听故事是人类的天性。而故事的本质是亦真亦幻、似假还真，因为其真，让人感同身受，又因其幻，叫人痴醉流连。万玛才旦这本小说集里讲述了多个真幻交融的故事。比如，《水果硬糖》里的母亲，少年时得到活佛赠糖，大儿子成了理科优等生，小儿子却成了活佛；《特邀演员》里那位牧民年迈僻居，却娶了位年轻的妻子，都可谓人生奇遇记。《尸说新语：枪》把西藏民间传说嵌套到小说中，营造出奇幻而神秘的氛围；《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的故事和多个剧种的共享剧目《白鲞娘》颇有些亲缘关系，却因置于藏地背景下产生出的陌生感而给人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让人感慨文化碰撞之奇妙。

　　如书名所示，这些故事大都“只讲了一半”。读到戛然而止的结尾时，我多少有些愕然，转念一想，却感到作者止其当止，又在情理之中。在现实的逻辑里，这些故事即便诉诸巧合偶然大概也只能获得牵强的解释，但在万玛才旦构建的文学语境中，却显得确凿无疑。这或许和他质朴、节制、冷静的文风有关。近乎白描的手法，总会给笔下的一切增添真实的质感。不过，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叙述自觉站在真与幻的界限上，提步向前，便入真境，缩步回撤，则入幻地，而这其实也是优秀的小说家或者讲故事人的不二法门，恰似列为全书之首的那篇《故事只讲了一半》里的扎巴老人，只要一讲故事就会进入一种状态：“那种状态很特别，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跟说唱《格萨尔王传》的那些神授艺人的状态有点相似。他们似乎是进入了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里面了。”

　　展现藏地人生百态

　　书中的小说大都采用了“我”的视角，又在人物对话上着墨甚勤，这样的处理有效增强了故事的视觉感和节奏感。我们仿佛代入“我”之耳眼，感受到藏地人生百态。

　　小说里的主人公如高居神山之上的凡人，既有超俗的气质又有不脱尘世的特征。这些人物似乎离我们很远，又似乎就在我们身边。比如，我个人最喜欢的《特邀演员》里，老牧民原本不答应做群众演员，他认为自己的影子留在照片上，死后灵魂就得不到解脱，后来却主动找到“我”，表示愿意参演电影，“我”对他的变化感到诧异，老人说送年轻的妻子去医院生孩子需要花钱顾不上那么多了。“我”问他：“那你将来死了，灵魂得不到解脱怎么办？”老人说：“不解脱就不解脱吧，只要他们母子能平平安安就好！”老人拿到剧组给的钱后在收据上写了自己名字，又要来印泥按了指印，“看了看自己沾着红色印泥的手指头，往衣服的袖口擦了擦，又看了看我，似乎这才彻底放心了”。小说没有明示老人究竟对什么“放心”了，或许是对自己的少妻，或许是对即将出生的孩子，或许是对这笔迫使他放弃了原有观念的交易，而我更愿意解读为他对这个世界放心了。作为一个远离尘世的老人，以自己的付出保证了家人的平安，在与凡俗世界联系的再组中获得了某种确定感。从他的故事里，我们具体而微地读到了传统与现代、信仰与世俗的对撞，而这正是万玛才旦文学影视作品一以贯之的主题。

　　《水果硬糖》里的小活佛多杰太也是一例。当同母异父的哥哥多杰加问他是否真的以为自己就是卓洛仓活佛的转世时，他答道：自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有时候，我也很恍惚，想是不是人们搞错了，但是再后来我又想，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既然有人给了你这个尊贵的称号，你一定要自己努力，才能配得上这个尊贵的称号。”听到这话，哥哥很认真地说，“现在我倒是真正觉得，你就是卓洛仓活佛的转世啊”。弟弟笑着说：“你这样说我很高兴，我就把自己当作卓洛仓活佛的转世，好好学习，以后好好为信徒们做点有意义的事情。”在此，我们不能忘记小说设定多杰加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医生，那么，不妨做如下理解：这对兄弟隐喻着科学和人文也即人类思想文化的两大主脉，作为故事叙述主体的“我”，也就是他们共同的母亲，则象征着孕育文化的大地，而“我”的故事的所有源头又开始于卓洛仓活佛当年赐下一把水果硬糖。我以为，万玛才旦在这个别致的故事里藏了一部人类文明的历史。当多杰加和多杰太互相理解，亲近地坐在“我”的床前，我们仿佛看到作者对文明进路的信心。

　　艺术通感的小说表达

　　和《水果硬糖》《特邀演员》等神圣外袍下藏着温馨不同，书中的另一些故事不留情面地剖开了现实。《一只金耳朵》里的“哥哥”咬掉了同桌的耳朵，同桌的父亲是派出所所长，哥哥只好逃亡。多年后，哥哥以商人的身份携巨款回到了家乡，希望用一只金耳朵补偿同桌，但没有得到原谅。后来，他为了求派出所所长放过伙同小混混抢了杂货舖的弟弟，割下自己的耳朵“清偿”了这笔宿债。小说结尾安排这两个都失去了一只耳朵的同学达成了和解，但无法遮盖诉诸暴力血偿原则的冷酷，掩卷之后仍叫人久久沉思。《诗人之死》里诗人的悲情故事，结束于“诗人杜超去世已经整整一年了。诗人留在这个小镇上的除了‘那个疯子’‘那个凶手’等几声谩骂和一本薄薄的诗集之外，什么也没有”，则渗透着鲁迅般滋生于绝望之渊的现实批判。

　　读罢整部小说集如同经历了藏地多变的天气，或许因为万玛才旦身兼文学家与艺术家，他笔下制造和传递出的艺术通感，令各篇小说超越了文学样式的限制，以不同的艺术样态留印在读者脑中。以我的阅读体验，《水果硬糖》如一幅油画，视觉中心并排站着一个医生一个活佛，远景则是他们的母亲，再远处是卓洛仓活佛和连绵的藏地群山。《猜猜我在想什么》像一组电影镜头，洛藏摆开昂贵的青稞酒，焦躁而暴戾地说着话，周围是面目模糊、举止机械的村民，“我”是唯一的对话者，当洛藏说想花五十万买条人命时，镜头定格，只留“我”的画外音：那你杀了我吧。《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像一幕话剧，“我”和咖啡馆偶遇者聊着电影、爱情和人生。《尸说新语：枪》《诗人之死》和《故事只讲了一半》又分别像动画片、悬疑片和纪录片，各以其夸张、紧张和纪实的风格，推进故事的讲述。

　　我想，天假以年，这部不算太厚的小说集，或许会变成若干部优秀的影片，在银幕上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和思考，遗憾的是，这一切只能停留在“或许”了。故事虽只讲了一半，讲故事的人已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