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安德里亚．埃利奥特著，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

　　读完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安德里亚．埃利奥特的《看不见的孩子：一座美国城市中的贫困、生存与希望》（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23年），我感到深深的震撼和感伤。如作者所言，美国女孩达萨尼的故事就是纽约市的故事，也就是美国的故事。这个故事揭开了美国社会悲惨的一角：每5名美国孩子里就有1人生活在贫困中，2012年美国的贫穷儿童为1600万，儿童贫困率在富裕国家中居于首位。这部描写细腻又感人至深的非虚构作品，呈现了贫困在美国社会的代际传递及其对人性的戕害。

　　作者以社会学的视角和文学的笔法剖析了贫困与种族、与社会制度的联系，特别是对美国儿童寄养制度等社会保障体制的批判，更让读者看到贫困及其带来的不幸在美国不仅是个体的不幸，而且是制度的后果。

　　达萨尼故事里的美国史

　　作者在“后记”中对书名作了解释：“孩子们挣扎在美国政治的边缘，他们没有投票权，他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本书的主角达萨尼就是这样一个“看不见的孩子”。作为纽约无家可归者中的一员，达萨尼生活在一个重组家庭，父母都是有色人种，没有工作，身染毒瘾，混迹街头。作为家里的老大，她负责照顾七个弟弟妹妹。达萨尼曾被送往寄宿学校读书。在那里，她过着和“街头”不同的生活，努力改变坏习惯，融入集体，好好学习，似乎有机会逃离悲惨的处境，然而，命运像拴住风筝的那根线，执拗有力地把达萨尼拖回了贫困的泥沼。

　　达萨尼妈妈的名字是“香奈儿”，这是因为她的外祖母乔安妮怀孕时注意到了这种法国香水的广告。达萨尼的名字则是一种瓶装水的牌子，就在她出生前，这种瓶装水出现在布鲁克林的杂货店，无独有偶，达萨尼最亲密的妹妹阿维亚娜的名字来自价格更贵的依云牌（Evian）矿泉水。当然，香奈儿是没钱买这些“奢侈”的瓶装水的，就像乔安妮用不起法国香水。这些牌子代表着通向更美好世界的门户，但美好的世界不属于达萨尼们。这个达萨尼能看见并以其为名的世界很少看见她。如果想真正“看见”达萨尼，不但要看到流淌在达萨尼血脉中的历史，还要看到时刻影响她生活的儿童保护、公共援助、刑事司法、无家可归者服务等社会保障体系，以及隐藏在这一切中的饥饿、暴力、种族隔离、毒品、污染等美国历史和社会中无法回避的东西。

　　如果承认达萨尼的故事是个悲剧，那么其根源必须追溯到她祖先的故事和他们经受的各种苦难，从北卡罗莱纳的奴隶制到布鲁克林的种族隔离。达萨尼的祖先第一次被记载，就是作为白人奴隶主赛克斯的“财产”，这个叫戴维的小男孩是达萨尼上六代的外祖父，身价为100美元。1870年，戴维脱离奴籍，参加了第一次把美国黑人计算在内的联邦人口普查。从此，他们家族的命运嵌入到美国的历史中，这一点和同为美国人的白人一样，但作为黑人，戴维和他的子孙从未同样享受美国历史进步带来的一切。比如，达萨尼的曾外祖父作为二战老兵带着多枚勋章退伍后，并没有像白人同事那样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的支持下步入中产行列。正如书中所言，“把非裔美国人排除在房地产市场之外，外加剥夺他们上大学、获得白领工作的权利──这一切打下了达萨尼所继承的持久贫困的基础”。

　　破坏亲情纽带的福利制度

　　当然，现实生活中的达萨尼未必了解祖辈的历史，更让她和家人感到头疼的是号称为了他们福祉而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套制度以维护人性和社会为基本设定，却以极其僵硬而不近人情的方式运转着。书中辛辣地指出，“被市立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定为‘合格’意味着在自己最亲的家人眼中不合格。只有当家人对你关上了门，收容所才可能对你敞开大门。”其实，对于穷人而言，最天然的依靠是亲人。达萨尼的父母反复叮嘱孩子要“在一起”，孩子们不止一次强调“彼此是唯一的所有”。达萨尼则说，“家是人。是和我在一起的人。是和我一块长大的人。说实话，那才是真正的。那是从第一天开始就支持我的家。”但正如作者一针见血指出的，在美国的福利制度下，“穷就要受到监视”，接受救助的条件是放弃拥有家人的权利。因此，达萨尼以及她的弟弟妹妹一次次被迫与父母分离，去往不同的寄养家庭，即便只有3岁的莉莉也在五周内经历了四次与家人的分离。

　　进入无家可归者收容体系后，福利制度的差劲进一步表现出来。在达萨尼一家居住的奥本收容所里，充斥着老鼠、蟑螂和黴斑，如同监狱一般。以至于居住在这里的孩子走在街上一眼就能被看出来，“他们神情萎靡，犹如刚移植到新土壤的植物──那是经历了长期流离失所的人遭受的所谓‘根部休克’（root shock）”。工作人员每次到收容所来的工作主要是挑刺儿，比如指责住户的房间太乱，不够干净，对于收容所本身失职造成的问题却视而不见。达萨尼家水槽出了毛病后就一直没有人来修理。漏水的滴答声吵得达萨尼实在受不了，她自己动手竟然很快就修好了。对此，作者无奈地讽刺：“没人注意到这个收容所的预算是900万美元，它的上级机构掌管的资金更是收容所预算的百倍以上，而在这个收容所里，修水管要靠一个11岁的女孩。”这套制度在给予穷人基本生活保障的同时增加了他们生活的不确定性，陷入这一系统的达萨尼们如一颗棋子，被系统管理者挪来挪去。而这又让他们养成了把自己的麻烦归咎于他人的心理习惯，反过来削弱了走出困境的内在动力。

　　悲剧循环里的人性微光

　　为了写作本书，安德里亚．埃利奥特从2012年开始以“沉浸者”而非传统记者的身份和达萨尼一家一起待了8年，记录了大量笔记和照片，以及132个小时的音频和28个视频，还掌握了从学校成绩单到毒品检测报告约1.4万份官方文件，充足的资料使她的写作既有来自历史纵深的犀利批判，又有源于深厚共情的人道情怀。而且，这一切非以分析论辩的语言呈现，而是体现在全书字里行间。

　　书中反复写到某种“巧合”。比如，1953年，乔安妮出生在坎伯兰医院，30年后，医院关门，变成了纽约市经营的无家可归者收容所，正是达萨尼居住的奥本收容所。而当达萨尼一家被收容所除名后，他们的物品包括乔安妮的骨灰被一股脑儿扔进了垃圾箱，再也找不回来。就这样，乔安妮在出生57年后消失在了她出生地的垃圾堆里。再如，香奈儿和丈夫无上与儿童保护服务机构会面时，去的是无上小时候到过的同一个办事处。达萨尼的弟弟因为袭击一名中年妇女被捕时，是在父亲无上曾经被捕的同一个警员分局。这种带有“循环”意味的描写，形象地勾勒了达萨尼们困在代际贫困怪圈中没有出路的人生。同时，又促使读者思考美国社会中造成贫困覆製的各种结构性关系，包括但不限于个体与城市的关系、无家可归者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关系、黑人劣势和白人特权的关系。

　　毋庸讳言，达萨尼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底层亲友大都是不完美的，他们吸毒、偷窃、打架，混迹街头帮派，对此，作者没有回避。同时，她也毫不吝啬地描写了闪烁在他们身上的人性毫光。比如，香奈儿在达萨尼上台演出前最后一刻赶到，送来了炸薯条和跳舞必需的紧身衣。前者是用剩下的最后几美元买的，后者则是从百货商店偷的。再如，当香奈儿为女儿的新校服一筹莫展来到乔安妮的公寓时，发现母亲已经为每个孩子准备好了新校服，“大小一点不错”。而当乔安妮死去，香奈儿无力举办葬礼时，乔安妮昔日的情敌谢丽出手帮了忙。这些内容里满是夹杂了辛酸的母爱和友情，让我们由衷感到：达萨尼们不应是被社会监控或鄙弃的另类，而是与所有人共同分享尊严的人类，即使被救济，也应该像人那样被尊重和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