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书展马伯庸的讲座现场，座无虚席。\大公报记者颜琨摄

　　香港书展期间，马伯庸的“小说与中国近代医事传奇”讲座备受关注，是书展首个三千人场的讲座。从《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到《大医》，“文字鬼才”马伯庸的作品足迹出现在历史的不同节点，而这是他的有意为之。“我想不断拓展舒适圈，新的题材、新的领域、新的时代会给自己新鲜感，才能保持创作热情”。《大公报》在今次香港书展上专访马伯庸，他表示自己“在香港文化中长大”，并从小说创作的经验谈起，讲述历史题材的创作历程及首次尝试编剧的身份新体验。\大公报记者 颜 琨

　　借着书展的邀约，马伯庸来到香港，与读者见面。“我之前没有特别的和香港读者有过交流，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内地，所以我想知道香港的朋友看过之后会有怎样的感受和想法，我很期待这一次的交流。”

　　“遥远的亲切感”

　　对他而言，香港是一个有着“遥远的亲切感”的城市。“我在香港文化中长大，喜欢看金庸的小说；粤语歌的话喜欢听温拿乐队、听Beyond；电视剧喜欢TVB、亚视（制作的），还喜欢香港导演拍的电影。尽管从来没有过在香港常住的经历，但来到这里，看着这些地名，就会有很多和童年回忆相关的记忆。”

　　每每到访一个城市，都会给马伯庸一些创作灵感，香港亦是如此。“香港本身有很多有意思的题材，比如九龙城寨、宋皇臺，甚至是一些史前的石刻遗迹。当然，像舞火龙这样的民俗也很值得挖掘。”

　　从事历史题材的创作，源远流长的历史中涉及到的人物事件是取之不尽的灵感宝库，“写不过来”是马伯庸的常态。自17年前的《风起陇西》开始，马伯庸推出一系列历史题材作品，口碑良好构成极具改编潜力的IP。《长安十二时辰》《长安的荔枝》推出后，马伯庸笔下的古代“打工人”获得不少读者的共鸣，这离不开他10年上班族的生活经历。“作家很难超越自己的生活经验去创作，我会不由自主地去写一些‘社畜’的故事。”《长安的荔枝》里，主人公李善德是唐代“房奴”，阴差阳错成为了那个运荔枝的“倒霉蛋”。

　　创作灵感是经由平日的观察中厚积薄发而来。马伯庸秉持着“赶上什么展就跑去看看”的随缘心态前往博物馆。在他看来，展览将古代文化集中展示，将一个线头展现出来。顺着线头向下深挖就能有不少收获。

　　回忆起不久前泉州海上交通博物馆的经历，马伯庸对一个测深锤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古人用来测量水深的，但我看到的细节是，古人会在铅锤的底部涂一圈牛油，这样就可以黏住水底的沙粒，从而判断海底的地质条件。”那个名为测深锤的展品就是一个线头，将马伯庸带领到特定领域的历史海洋中。“我把整个从古至今的铅锤形态、古人的技术以及为什么古人要判断船底的地质条件，为了应对这种地质条件他们下锚时要怎么做，适合远洋和近海的船只特点，都了解了一下。”

　　从旧报中观察时代

　　新作《大医》则是因为在上海华山医院做讲座而萌生的。在筹备的4年间，他进行大量的资料考证，甚至为了创作多次前往医院与医生交流。 “《大医》是我第一次写80万字、时间跨度近半世纪的作品。我写完这本书之后，对历史的理解，对大事件背后的动因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创作《大医》期间，马伯庸查阅了自清末到民国时期的《申报》。“我每天大概要看两到三个月的报纸，把老报纸看一圈才能体会到当时的时代质感。”

　　在看老报纸的时候，马伯庸会尤其留意广告。“广告其实是最符合当时时代的‘网红语言’，当时最流行什么样的词、最喜欢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他们如何去夸张的吸引大家来买东西，这些都是极能反映时代风貌的内容。”他曾观察到，清末时期流行的广告语是“西洋大医师精心炮制”，而到了1920年代就忽然变成了“东洋大医师”，这代表了日本文化的入侵以及日本经济的崛起。

　　对马伯庸来说，写作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每写完一部作品对历史的理解就更深一层。阅读资料、前往不同地区采风让他持续发现好的创作切口。“有的时候我也会搞不清楚是为了写作而去阅读，还是为了能读更多资料来写作，当然这种搞不清楚也很开心。”目前，静静躺在他电脑文件夹中的“创作灵感”就有20多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