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的路牌见证着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作者供图

　　那个一头蓬鬆鬈髮的汉密尔顿—戈登先生，每周末我都会在路上见到几次。他作过英国的外相和首相。他离我住的地方只隔着一条街……我说的是那条以他命名的街道。香港有许多以英国官员命名的街道。虽然人们对这些异国名字见怪不怪，但未必知道这些路牌隐含着权力与历史的密码。

　　大量以人名命名的街道是香港城市文化的一个特点，而在中国其他城市极少看到冠以人名的路牌，更看不到以英国人命名的街道。例如在北京，除了孙中山、张自忠等三位抗日英烈之外，再无以其他现代名人命名的街道，即使毛泽东、邓小平也未享有这种殊荣。不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这是毛泽东亲自立下的规矩。在当年社会主义阵营的十几个国家中，中国是唯一作出这样规定的国家。今日在中国一些大城市中所见的“中山路”、“张自忠路”都是过去国民党当政时留下的。

　　香港以人名命名街道是跟从英国的传统。表面上看，这是表彰和纪念那些人的军功政绩，但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功能：用这些符号来体现英国管治香港的权力。最明显的就是那些以英王、英国内阁大臣及港督命名的街道。

　　除了宣示权力之外，路牌还具有讲述历史的功能。例如那些以鸦片战争人物命名的街道，它们的名字可以连成长长的历史文本，告诉我们英国殖民者如何来到香港：

　　“鸭巴甸街”是以英国政治家鸭巴甸四世伯爵命名。他的本名是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在卑利（Robert Peel）首相的内阁中担任外相。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是在上届政府──兰姆（William Lamb）内阁的後期爆发的。卑利内阁上台後，便由汉密尔顿—戈登主导制定对华政策。他秉承前任外相亨利．坦普尔（Henry Temple）的“炮舰外交”，强迫清朝政府接受不平等的条约，开放五个通商口岸及割让香港。

　　“士丹利街”是以作过三届英国首相的爱德华．史密斯—士丹利（Edward Smith-Stanley）命名。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他在卑利内阁担任殖民地大臣时，正值在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他是负责中英谈判具体事务的内阁官员。据说他对佔领香港的意义以及香港的前途一直存有疑虑。可能因为这个因素，他力主把香港建成贸易自由港。

　　“歌赋街”与诗歌词赋无关，而是英军将领休．歌赋（Hugh Gough）的名字。他原是驻印度麦索尔的英军司令。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他被调来担任英军总指挥，取代作战不利的懿律（George Elliot）少将。香港的歌赋山和“歌赋山道”也是以他的姓氏命名。

　　“砵甸乍街”是以第一任香港总督亨利．砵甸乍（Henry Pottinger）命名，本地华人则习惯称它“石板街”。砵甸乍原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被任命为英方的全权公使，赴南京与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耆英进行谈判，代表英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战後他被任命为第一任港督，但只做了一年便因政见不合而被调离香港。

　　“卑路乍街”是以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命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作为“硫磺号”（HMS Sulphur）的船长，参加了攻打广州、舟山等地的战役。在《南京条约》签字之前，卑路乍迫不及待、抢先率领英军在香港登陆，宣示英国正式佔领这个小岛。此後，他又趁机对中国沿海水域进行了勘测。

　　“伊利近街”是以英国政治家伊利近八世伯爵命名。他的本名是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作过北美总督、加拿大总督。在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他被派往中国，担任英方的全权谈判代表。即是他当年下令英军抢掠及焚烧北京“圆明园”，并迫使满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割让给英国。

　　布鲁斯的顶头上司正是那位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兰姆内阁任外相的亨利．坦普尔。此时他作了内阁首相。香港的历史学者通常叫他“巴麦尊”（Palmerston）。其实这不是本名，而是他的贵族称号—巴麦尊子爵。他不是唯一享有此称号的人，前後共有四个“巴麦尊”，而他是第三代子爵。坦普尔作过三届外相和两届首相，因强硬推行“炮舰外交”而恶名昭著。他对十九世纪的中英关係有重要的影响，是两次掀起鸦片战争的祸首。

　　所以，这些路牌既是权力的隐喻，也是历史的见证。虽然鸦片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历史留下的印记每日可见。不过，现在许多人都未必了解这些街道与香港历史的关係，即使每天与这些历史人物同行，也视而不见。实际上，香港在历史教育方面长期存在“失忆”的问题，而这正是造成今日青年人身份困惑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香港回归二十年之後，我们应该怎样重新讲述香港的故事，这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