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金融业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本港金融界传奇人物叶迪奇，1965年加入滙丰银行，一做便是47年，於2003年出任滙丰中国总裁时，更一手促成滙控入股交通银行，更被借调到交行担任副行长一职，成为首位在内地主要银行任职高层的港人，见证中国金融业40年来逐步开放走向国际。 

 

“这47年的时间完全不觉好长，滙丰为培训员工，每两至三年便调一次部门，很多部门我都做过。后来更调派去美国、英国及上海，於上海一待便是7、8年。”叶迪奇说，十分幸运可以见证中国於这40年改革及进步，他是上海人，於上海出生，小时候来港后就没有踏足内地，直至“文革”结束。

 

 

“首次踏足内地是1976年，‘文革’刚刚完结，当时滙丰总经理被邀请到深圳，自己亦跟随北上。最记得由罗湖经过深圳桥的时候，周边什麽都没有。”当年内地邀请滙丰派人上深圳，是希望看看有什麽可以发展，最后当然无下文，但已带给叶迪奇深刻的印象。

 

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举办交易会，滙丰便透过交易会接触内地客户。“当年滙丰在广州东方宾馆租了两间房，派人成立临时办公室。交易会每年举办两次，是外国公司唯一接触内地客户及产品的机会。”叶迪奇称。当时滙丰不可以於内地做生意，设立临时办公室，是提供资讯，并将中国及外国公司联系起来。他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滙丰亦完成首个直接贷款予中国企业的项目。而随着香港厂家陆续搬往内地，香港贷款予内地的金额亦愈来愈大。“香港金融界第一步支持内地开放，便是支持香港及外资厂商在内地设厂及投资。”

 

内地改革开放第二阶段，是中国入世之后。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五年后开放金融市场予外资参与，吸引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滙丰亦於2003年委派叶迪奇出任滙丰中国总裁。“中国金融业於2001年至2006年开放得十分快，滙丰中国总部设於上海，当时基本上好多嘢都可以做。”叶迪奇指，滙丰当年投放大量资源於中国内地，并於上海、北京、广州、重庆及成都等开设分行，直到现在仍是外资於内地设立最多网点的银行之一。

 

随着内地业务发展稳定下来，滙丰开始寻找在内地投资，内地改革开放进入第三阶段，引入外资参股，实现“引资引智”。“中国太大，滙丰难单靠自己一个发展，故要投资内地金融企业。”经过多番考虑下，叶迪奇最终建议滙控入股交行，成为当年最大宗外资行入股内地银行个案。他於2005年借调到交行，一直到2012年於交行退休。

 

 

叶迪奇指出，一直以来，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开放均是将外国的一套照搬，08金融海啸，虽然对内地金融业未有大影响，但中国当局却发现不能再照搬外国的做法，要有自己的一套。而他退休后，担任国际金融协会（IIF）亚太区首席代表，引入中资金融机构加入做会员，希望中资公司能走进国际舞台，增强中资金融业於国际的话语权，这是改革开放的第四阶段。

 

47年的滙丰生涯，叶迪奇见证中国金融业逐步改革开放，由引入外资到走向国际，他适逢其时。凭着多年经验，他认为，中国未来要做多些市场主导的改革，“内地要与国际接轨，继续改革步伐，增加民营企业的参与，开放市场。”他续称，人民币国际化十分重要，指现时中国出口五成以上使用美元，若人民币国际化能做到这个地步，中国话语权亦将增加。

 

 

 

图：年轻时候的叶迪奇，备受滙丰高层赏识；最终继王浵世之后成为滙丰中国第二位CEO兼代表滙丰参与交行管理的副行长

 

滙丰入股交通银行（03328）的事迹，叶迪奇如数家珍，亦反映这次入股行动背后所蕴含的重大意义。滙丰是首家外资行投资全国第五大金融机构，而交行亦肩负银监会所赋予的“先行先试”使命，双方合作自有其先驱作用。事隔13年，叶迪奇再次叙述这个传奇故事，细节依然历历在目。总结经验，他说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整体而言“算是比较成功”。

 

2004年8月，滙丰斥资近145亿元人民币入股交通银行，创下当时外资银行投资内银的最高金额纪录。滙丰对交行的持股量达到19.9%，是仅次於中国财政部之后的第二大单一股东。其后虽曾被摊薄，至今仍持有18.7%交行股份。

 

由协助滙丰选定交行作为投资对象，到率领团队参与交行业务，以至引领交行在香港上市，叶迪奇都有第一身经验。叶迪奇忆述，中央政府当初的用意是“引资引智”，惟引入外资的知识和人才这部分才是重点，故此他最初并非只身上任，而是带同“一队滙丰职员”合共20多人，包括在风险管理、信用卡、零售业务和培训等方面的专家。

 

在交行任副行长七年，他亲眼目睹交行的业务范围逐渐扩阔，新事物也不断涌现，例如协助交行增设信用卡业务、零售和按揭业务、客户分层策略，以至后来的网上银行等，“至今仍一直keep住，发展得几好”。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他谦说“这是滙丰作出的小小贡献”。

 

在双方合作过程中，除了交行得益，叶迪奇坦言滙丰亦得以吸收在内地营运业务的经验，他自己对央企的工作文化亦有深入认识。叶迪奇经常向在内地工作的20多名同事反覆强调：“文化无得改，但可以利用别人文化做你想做的事”，并浓缩为三句话。

 

 

“第一是一定唔可以急，要按部就班。”叶迪奇指出，有时并非交行职员不愿配合，而是环境、制度使然。其次是“要明白对方文化”，所以鼓励同事到不同分行、部门“调研”。最后，他说“如果认为是对的，就要保持原则。”假如事件实属重要，虽然对方未能好快接受，也要“keep住讲，不应放弃”，例如风险管理原则。

 

从外界角度看，叶迪奇坦言中国的发展过程“未必咁完美”。例如在交行七年期间，已换了两名董事长和三名行长；由於人事变动快，银行要推行策略相对困难，他认为这也是工农中建交这五大行的发展策略未见显着差异的原因。

 

 

 

图：叶迪奇曾担任交行副行长一职

 

滙丰入股交行（03328）是一桩新事物，加上交行是央企，叶迪奇由滙丰调派至交行出任副行长一职，相当於中央副部级职位，身份相当敏感，过程中也出现不少有趣、尴尬情景。

 

叶迪奇是首名出任内银副部级职位的港人，赴任之前需要中央审批，整个过程“有如查家宅”，前后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故此滙丰与交行虽於2005年初签订协议，同意由叶迪奇带同团队到交行总行上任，最后延至同年5月才正式履新。

 

带着副部级衔头，他说在内地虽算不上官员，但是颇受尊敬，享不少礼遇，例如现时仍可使用交行在上海总部所设的退休干部俱乐部“饮茶、食晏”。

 

由於交行属央企的缘故，叶迪奇到了交行之后要签一份合同，承诺“在交通银行所见、所听的任何资料，都不能转告任何人，包括滙丰在内”，以致衍生出一些尴尬又奇特的场面。

 

叶迪奇解释，他的薪酬是由滙丰支付，公司每年也会根据其工作表现厘定花红金额，惟他却无法向上司交代自己的具体工作内容，故此只能对上司说：“对唔住，我唔能够讲你知我在交行的工作；你信我就畀bonus，唔信就无得畀。”他笑说：“在滙丰里面，相信我是唯一一名外派员工是由滙丰继续支薪，但公司唔可以过问我工作的人。”

 

 

2012年6月，叶迪奇从工作了七年的交行副行长一职退下来，他於滙丰长达47年的职业生涯也告一段落，惟他与内地改革开放的缘分未完，只是转了另一个舞台。不久之后，在滙控集团（00005）前任主席范智廉（John Flint）引荐之下，叶迪奇出任国际金融协会（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简称IIF）亚太区首席代表，致力协助中国银行业走向国际舞台。

 

国际金融协会是一个国际金融业组织，成员来自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数接近450名。IIF总部设於美国华盛顿，2010年11月在北京设立亚洲代表处，以增进协会与亚洲地区的了解。叶迪奇的职责，是向亚洲区金融机构宣扬IIF。

 

“如果中国的发展策略是走出去，应该积极参与这类国际组织，透过了解外国市场的经验，可供中国发展借镜；另外，中国亦可藉此机会向外界介绍内地发展现状，唔使佢哋估估吓。”叶迪奇表示，外国传媒报道中国市场消息“经常一知半解”，有欠全面。

 

在叶迪奇努力游说之下，至今约有10至20家大型中资金融机构加入IIF；他更“成功争取”在IIF董事会内加入更多中资机构成员，并鼓励中资机构代表在会上踊跃发言。尽管中资机构代表初时考虑到其官方背景色彩较浓而不愿发言，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之后，亦已学会应对之道。IIF网页显示，中行和工行董事长现时都是协会董事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