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直到现在很多公路仍然十分空旷，尤其是在深秋时节内蒙古的草原上。通向鄂尔多斯的公路车辆不多，连接新旧两个城区的公路两旁尽是些笔直挺拔的树。即使是在沿海经济发展迅猛的市镇中，也有很多新建的公路，它们连接着一个又一个工业园区和舒适的住宅小区。四十年前，这些路基下还都只是一片荒地，正是想到这些路连接着故乡，观照着历史又通向未来，最终激起了我的一个愿望：去鄂尔多斯，记录一家温暖了整个中国家庭的羊绒生产企业故事。

 

在中国用一个城市命名的品牌并不多，叫得出来的有“上海”牌手表和“北京”牌汽车，但用一个品牌命名的城市恐怕只有鄂尔多斯。 在蒙语中，这个富有浪漫诗意的名字的意思是“草原上的宫殿”。新世纪之初，中国撤销伊克昭盟改设鄂尔多斯市，可是在当年重要的机关厂矿都盟首府东胜，“东胜”作为历史痕迹实在太深。同样抹不去的还有羊绒，今天的东胜区随处可以见的“毛纺”小区、羊绒制品一条街，无不昭示着这个地方是中国羊绒产业心脏，就连民间推介鄂尔多斯市的“羊煤土气（注：四字音同扬眉吐气），“羊”都排在第一位。

 

土地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土地。在鄂尔多斯这片土地上，很多人的命运和羊绒产业紧密相连。11月，一个厚重云层遮蔽海拔1000多米阳光的下午，我与王友利在他那间位于分梳厂二楼布置简洁的办公室见面。他身后的书架显眼位置放着巨大的荣誉证书，那是他自20岁入行以来初心未改的见证。

 

王永利是在改革开放初期成长起来的，1988年他进入西北纺织学院学习纺织工程大专课程，后来又在内蒙古工业大学完成了专升本。上世纪90年代初毕业后，王永利旋即进入鄂尔多斯集团的前身伊克昭盟羊绒衫厂。彼时鄂尔多斯集团掌门人王林祥已经作为年轻的厂长将近十年。

 

入选全国工商联表彰改革开放人物名单的王林祥本身就是一个传奇，王永利和王林祥打交道并不多，但有一个场景他记得很清楚。为了保证生产质量稳定的高品质羊绒，鄂尔多斯把一度外包出去的羊绒分梳生产线又拿回来自己建设，“分梳厂筹建做设备安装的时候，老板亲自来看了一次。他进入车间安装现场了解情况，仔细询问安装进度。因为他是做分梳起家的，我能感受到老一辈的绒纺人对分梳都有特别的情结。”

 

王林祥是开创中国羊绒现代化事业的标志性人物。1979年，正是在他的推动下，鄂尔多斯率先引进了日本先进的泰克因气流分梳机和分梳技术，令中国的山羊绒分梳技术迈上新的台阶并创造出了“中国一号无毛绒”-中国山羊绒第一个名牌产品。

当年王林祥引进日本技术生产，今天在王永利的时代已经实现了全部设备国产化。一个标准的分梳工艺流程主要有“原绒初选、洗绒、净绒复选、和绒、开松、梳绒、合绒、检验和打包”九个环节。王永利的下属陪我一一走过，在初选羊绒的房间中我见到许多人到中年的女工，男人是这个环节的少数派。这些女工在成袋的羊绒中挑出杂质，这活计极其考验眼力。

 

后来王永利告诉我说，他那个在芳华时代就告别人间的母亲最早就是选绒女工。如今每天他到了工厂第一件事就是按照生产流程挨个走下来。当他说这话的时候，我不确定他是否有那么一刹那，看到女工的背景就仿佛看到他的母亲，但我能明显感到坐在我面前这个高大的汉子确实嘴唇翕合，内心似乎泛起了一丝波澜。

 

王永利在2015年8月28日竞聘这个管理岗位的时候，就展现了他善于不断学习的一面。和我见面的这一天，他也常把代表着中国改革开放创新标志的马云挂在嘴边，“马云说企业好的时候谁都能好，真正要看一个企业是不是好必须要经过波折。只有经过经济不好的时候才能看出这个企业是不是真的好。”

 

外界对王林祥改革和创造鄂尔多斯集团时经历的苦难知道的够多了，但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王林祥身上的“坚持”，他有一颗坚守“羊绒”产业的初心。王永利告诉我说，当年大专班50多个同学，仍然从事羊绒行业的几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问到。

 

“初心不改源于自己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我投身于一个好企业。 我的好多同学毕业了都在全国很有名的毛纺厂，可是这些工厂大多倒闭了，他们也慢慢改行，”王永利如是说。

从小羊绒衫厂发展成大型企业集团，中国能够接受羊绒产品消费的版图也逐渐扩大，鄂尔多斯的坚守一直体现在生产环节的每一个流程上。我在王永利的生产车间见到很多一辈子几乎就干一件事的羊绒手艺人，一名缝了几十年衣领的蒙古族大姐坐在专门生产最顶级产品“1436”(注：这个数字代表了羊绒的规格，即细度在14.5微米以下，同时长度在36毫米以上的顶级羊绒)的工位前说，“如果是设计复杂的衣领，一天也只能完成几件而已。”还有多位是男性为主的熨烫工种，很多人都是从一而终，把熨烫一件羊绒衫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工作。

 

像王永利这样的“绒二代”在鄂尔多斯比比皆是，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整个人生都和羊绒缠绕在一起了，想拆都拆不开。李欣高鼻梁大眼睛，保养得当身形苗条皮肤发光，这名鄂尔多斯集团针织二厂的行政人员以前在生产线上吃了不少苦也干过不少工种：挡车工、检验员、收发员、工段长、质量员、调度员。1973年出生在东胜的她高中毕业后想念师范却名落孙山，于是招工进厂，那真是一段痛并快乐着的时光。

 

与一般人想象的工厂女工不一样，当年能在羊绒衫厂工作的人都拿着高工资，是人人羡慕的工作。李欣祖父是军人，全家人支边扎根在鄂尔多斯，父亲在邮电局工作，母亲在皮革厂。李欣的父亲三十岁初当人父，把女儿视若掌上明珠，当年算得上是绝对的小康家庭。在女工群体中，她肯定最出挑的一个，引人注目，但她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最突出的一面就是讲忠诚、讲责任。

 

“我并不比外面那些女工聪明多少，”她说。当年做挡车工，李欣一天只能缝五件羊绒衫还总是学不会补窟窿，心里着急也不敢大庭广众下哭鼻子。于是躲在放纱线的柜子里哭一会，出来后再继续织。每天下班骑自行车回到家都是半夜，父亲的身影已经在街巷门口，母亲见她工作这么辛苦也劝说赶紧别干了，但李欣性格中就是带着一股要强的劲儿，自己和自己说别人能干好她就也能干好。

 

三个月后，李欣渐渐上手，那种成就感无以言表。再三年，她有了丈夫也有了女儿，原来压根没有想到自己能织衣服的李欣，居然也给女儿亲手织了一件小衫。

 

她回忆说，“当年好几个高中同学都一起进厂，好多人都中间不干了，坚持到最后的只有我自己。教过我的手风琴老师都说猜谁能干到最后都不会想到是你。”

 

和王永利一样，李欣对王林祥的印象也是既严谨又平易近人。 有一年提出“大干100”天双班倒，从早上7点到下午三点，再一直干到晚上11点。“他经常来到车间，我们挡车的时候都是晚上八九点，王老板都是要走一圈，左看一看，右问一问，十分勤力。”

 

李欣不仅在羊绒衫工厂结识了她的丈夫，甚至连她和她同事们生产的羊绒服装都成了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的礼物。最早是建厂十周年发羊绒布料，后来鄂尔多斯的员工拥有了内部购买折扣成衣的机会。记忆力惊人的李欣甚至能记住买每一件羊绒大衣的情景和时间。

 

她平生拥有的第一件羊绒大衣已经是工作几年后的事，颜色是酒红色，直到现在还每年拿出来穿几次。说到这儿，我更加笃定李欣已经把某些个人情感注入到温暖人心的羊绒里。

 

李欣并不完美，起码她自己就指出自己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追求，安于在鄂尔多斯的土地上终老一生。她感慨道，从1991年10月4日入厂到如今时光一下子就过去了。但她却一直不肯点破一个绵延两代人的秘密，她的女儿入读的师范，总算圆了她一个梦。

 

王永利也说，他是因为家庭走进一个企业，也从一个企业建立一个家庭，因为到了这个企业，跟企业成长、变化。“在鄂尔多斯市， 我们做羊绒产业一直很感到自豪和骄傲。 在羊绒界，大家都高看我们一眼。”

 

我的鄂尔多斯之行在中国很多城市都标准配置的大广场中结束，更早前我独自一个人来到位于东胜的伊克昭盟纪念碑广场。石碑用蒙汉两种语言刻着这片土地的历史1649-2001。真够早的，我暗自想。鄂尔多斯四个字源自护送成吉思汗的部落，本身就带有敬畏土地的意味，而通向康巴什新区的路就更宽阔了，途中鄂尔多斯集团现代化的大厦又出现在我右侧的视线中。

 

哪怕是为了一个未曾谋面的陌生人

 

也要一针一线

 

编织出不期而遇的温暖

 

一阵冷风吹打车窗。马上就要进入冬天，小雨从草原蓝色的天幕中坠落。在车里， 我放佛能听到梭子在机器上下翻飞的声音、熨烫衣服蒸汽喷出的沙沙声、缝制羊绒衣服的刷刷声。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话，他们要说的似乎就是我脑海中突然蹦出来的这几句。整个去机场的路上，我都一个人坐在车里，反复默念这几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