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至今已数月，短期来看对我国经济的冲击影响较大，为实现2020年增长目标，中国政府已经在寻求刺激措施，央行向银行体系注入更多资金。那么除了直接的财政刺激之外，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有什么方案?

针对近期市场掀起的“新基建”的热潮，不少专家表示要冷静看待新基建盛宴。在近日北大国发院的线上研讨会上，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表示，从长远来看新基建很有前景，中国也需要搞，但在目前的关口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一定要认真分析。仔细分析各省发布的投资计划，投资内容大部分还是传统基建，新基建体量从广义角度占比并不高。

刘世锦强调，下一步释放中国结构性潜能的重要抓手之一就是打通城乡之间要素双向流动通道，推动中国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发展。建设以农民工等人群为主要对象的商品化安居房的大背景就是当前都市圈的发展，下一步如果农民的宅基地能够流转起来，在大城市中就有能力购买安居房，形成经济发展新的动能。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保持远高于发达国家的增速，主要靠结构性潜能的释放。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徐远认为，疫情结束后，可在中心城市和都市圈大规模建设重点针对农民工的商品化安居房，借此“二次房改”以增强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动能，不仅可以促进短期经济复苏，还能夯实中长期经济增长基础潜力。

刘世锦判断，今后十年，转型升级、创新驱动等新的经济增长动能将主要集中在若干个大都市圈，只有打开中国都市圈发展的增长空间，才能够释放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这不仅胜过各种各样的刺激方案，也将有助于迎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据测算，今后十年仅都市圈的发展给中国经济每年提供的增长动能保守估计在每年0.5到1个百分点。

由于城市规划的限制，中心城区空间趋于饱和、人口趋于稳定，人口的增量将会集中在都市圈的外圈层，这是世界上主要都市圈发展的经验，也是中国现在主要核心都市圈发展的一个现实。

放眼海外，东京都市圈、伦敦都市圈、纽约都市圈等地在城市群一体化、城市协同发展等方面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且特点各异。

据纽约大学瓦格纳公共管理学院城市规划终身教授郭湛介绍，伦敦都市圈和东京都市圈的规划中，政府起到了引导作用。相比之下，纽约都市圈的形成是以市场调配资源为主，依托港务局--跨州政府职能的公共机构来管理两地交通和基础设施的布局。

在国内，目前我国已经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成渝等城市群，人口和资源持续向都市圈聚集。去年《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中，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了都市圈的概念，并开创性的提出了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一整套解决方案。因此2019年也标志着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下半场，正式步入了都市圈时代。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表示，在我国快速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大城市的经济实力和辐射扩散能力不断增强，地域范围日益扩展，在人口增长、就业通勤、空间扩张、产业联系等层面已经打破行政边界，都市圈化特征日益凸显。他认为，在产业不断向内集中或向外溢出的过程中，“强化核心城市的创新高度与辐射区域先进制造基地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是催生都市圈发展的新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