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预期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包括经济增长预期、就业预期、市场预期、汇率预期等。由於稳定预期十分重要，以至於前不久国家高层重要会议也提出了“稳预期”的政策要求。通常，稳定预期是指稳定国内外市场经济主体的预期。然而，在中美贸易摩擦的演绎过程中，预期在决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事实可以证明，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是中美贸易摩擦中美国採取强硬政策和开出高昂要价的重要推动力。\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连 平

 

由於种种原因，今年中国经济增长虽然总体平稳但逐季放缓，由去年四季度的6.8%降至今年三季度的6.5%；固投增速明显回落，尤其是基建投资增速由去年的约20%降至10月份的3.7%；股市大幅走低，由年初高点的3587点跌至目前约2600点；人民币汇率自4月以来快速贬值，最大贬幅达11%。对於这一系列变化，美国政要们十分感兴趣，多人多次在不同场合进行谈论，并对中国经济后市作出悲观判断。

 

一、唱衰中国经济非理性

 

经过两年来史无前例地“大浪淘沙”，美国白宫剩下来的政要们的政策理念十分相近，有两点看法较为明显：一是对华贸易战不会对美国经济带来损失，因为美国对华淨出口为负值；二是美国明显存在对华的制度优势，贸易战可让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制度发生崩溃。正是由於政要们的理念十分相近，很少有中性或反面的观点，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认识，白宫内所形成的一边倒的、不契合实际的判断往往容易被强化。

 

近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持续缩小，美国的精英和普通民众普遍存在着不甘落后和十分焦虑的心态，不愿看到美国从世界的巅峰滑落。美国的民粹主义不从自身制度、政策和禀赋上寻找原因，而是一味怪罪和指责发展中的中国，以典型的“零和思维”认为美国失去的就是中国所获得的。在此基础上，美国政要们有关“中国经济走向衰落”的意愿就会油然而生。事实上，人们对未来趋势的判断或多或少会受到意愿的影响。美国民粹主义的心态是影响美国政要有关中国经济预期的重要因素。

 

目前中国经济周期性、外生性的一系列变化，与美国错误的政策理念和非理性的心态和意愿交织在一起，必然会加强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期，对中美贸易问题的解决增加变数和阻力，甚至会在谈判过程中带来不利於中国的压力。

 

自今年4月份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已经演绎了大半年。美国政要们从初期阶段的恶语相加、挥舞加征关税的制裁大棒，到背信弃义地取消达成的协议。但在中期选举之前，将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关税分成二阶段实行，不久后又要求展开新一轮谈判，表明出美国政府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如果按照前述的政策理念和意愿，既然美国在贸易摩擦中不会损失什麼，而贸易摩擦可以有效地打击中国经济，那为何不让2000亿美元与265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一竿子落地呢？那样岂不是可以更快地达到美国民粹主义的意愿吗？难道美国政府是在为中国考虑而手下留情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二、中期选举后出现变化

 

作为美国政坛的重要事件，中期选举可以说是本届美国政府执政的重要分水岭。中期选举尘埃落定之后，特朗普执政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了众院多数，这对於特朗普这样一位饱受争议、树敌甚多和弊案缠身的总统来说，其危害性之大是毋庸置疑的。往后众院不仅不会像过去那样给与方便，而且一定会给特朗普带来很大掣肘。

 

三季度以来，美国经济出现了一系列不利表现，改变了上半年强劲增长的势头。10月财政赤字突破100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630亿美元大幅增长；贸易摩擦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持续扩大，10月份商品贸易逆差高达772亿美元，创出历史新高；减税政策推行后，二季度美国外来直接投资较去年同期匪夷所思地负增长100%以上；美股短期内多次暴跌，道指从9月底的26900点最低下跌到24100点左右。需要注意的是，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开始释放不乐观信号。据美国劳工部公布数据，11月24日当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金人数为23.4万人，高於市场预期的22万人。这一数据较前一周增加了一万人，不仅是连续第三周上行，也创下了六个月以来新高。

 

上述变化很可能是美联储近期一改加息强硬姿态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政要看来，征收关税相当於直接对中国出口商征税，同时还可以增加美国的就业岗位。这种观点在当下美国就业充分、国内生产没有明显可取代中国进口空间的条件下，其实是没有道理的。这意味着，加征关税不仅不能有效地打击中国的经济活动和就业，而且可能会推高通胀和利率水平，将征税的部分成本落在美国消费者和进口商的头上。

 

其实从美国政府对中国实施二轮加征关税中可以看出这方面政策顾忌的蛛丝马迹。首轮600亿美元中国出口商品加征25%至5%不等的关税实施落地顺利，因为其中多为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对消费品价格没有直接影响。第二轮美方公布的2000亿美元清单中消费品约达22%，这或是美国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前，将这2000亿商品加征关税分成10%和25%的两个阶段来征收的主要原因。因为美国加征关税的举措已经导致美国市场上中国生产的消费品，甚至其他国家生产的同类产品出现了涨价。在中期选举之前对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商品全面加征25%关税，必将对共和党的选情产生不利影响。

 

据美国媒体报道，2018年1月美国对中国产的洗衣机加征10%的关税后，美国市场上中国产洗衣机价格约涨了20%。又据德国媒体报道，下半年以来，美国国内一些食品和电子产品价格有所上升。有研究以2015年数据为基础，测算出目前加征的关税每年会给美国家庭平均带来约112美元的损失。由於美国玩具市场85%的产品来自中国，怕征税会对该类产品价格带来推动，迄今为止玩具不在加征关税範围之内，这似乎是美国政府的良苦用心吧。

 

在经济增长状态较好，就业比较充分、长期推行零利率和量化宽鬆政策的背景下，加征关税带来的局部涨价是否会成为通胀捲土重来的导火索，是美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隐性风险。事实上，今年以来美国的核心CPI在波动中逐步走高。从历史经验来看，对外国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导致本国通胀水平上升的案例不胜枚举，这也是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重要表现。如果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不利於特朗普2020年竞选连任。因此，猜测美国并不打算实施中国输美2000亿美元商品再加征25%关税，似乎也不是没有依据的。

 

美国中期选举以来的一系列变化，似乎已经表明，儘管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较大，但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并非没有软肋，贸易摩擦的进一步发展，对美方而言也是不可承受之重。美国惯用的手法是挥舞大棒、高声嚷叫、气势汹汹，同时悄悄地把软肋藏起来。我们应该看到，中期选举之后，特朗普政府政治上会受到更多掣肘，对国际政治问题或更为强硬。为2020年能成功竞选连任，特朗普会大打经济牌，在全球範围内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来为其竞选连任添砖加瓦。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接近2020年，美国政府就越想获取更多的经济成果，而大打贸易战的可能性会持续走低。可见，时间在中国一边。G20峰会上中美之间谈判取得共识并不表明这一问题一劳永逸地解决了，相反仍存在变数。尤其是美方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非关税壁垒、网络入侵和盗窃、服务和农业方面还有很高的诉求，未来这些方面的分歧和摩擦可能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改变美国政要们对中国经济的非理性预期就显得十分重要，这有助於美国政府意识到极限施压难以达到目的，从而促使其回归到较为理性的处置方式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