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一环。在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也有过国有企业整体资不抵债的艰难日子。但是通过抓大放小，退出竞争性市场领域，当下的国有企业整体盈利状况很好。以国有四大行为例，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可圈可点。比如工商银行，2006年上市以后，累计分红派息6565亿元（人民币，下同），是当初IPO募集资金466亿元的14倍，而其股价复权后也已经超过了2007年大盘6124的最高点。可以说，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国企确实已经做大做强了。

　　那麼，这个过去的成绩单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继续呢？尤其是：在贸易战阴影下，外部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突出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的策略是否有助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呢？说句实在话，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经济分析人士，都不会天真地认为特朗普总统的关税政策，是为了让美国工人收回製造绒毛玩具的工作机会。他们更在意的是，中国在产业升级中运用国家力量尤其是运用国有企业，去获得市场经济中的竞争优势。因为经济发展并不是简单的生产要素的数量积累，还涉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时候产业结构的调整有资本和规模的门槛。这时候，国家力量或者说国有企业能够有相对的优势。

　　我们能否在中美贸战的新形势下，一成不变地沿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呢？这就需要从结构转型升级出发，重新审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策略。比如说：过去我们的能源结构中煤炭石化佔重要地位，那麼在煤炭石化这个有关国计民生的行业内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似乎是当仁不让的选择。但经济转型升级要求我们在能源结构上也有重大的调整，加大绿色能源、新能源，减少煤炭石化等传统能源的使用量，这就是一个结构性的调整。这种调整和过去不同的是：不少新能源和绿色能源还处在研发起步阶段，实际上很少有人能够穿越未来，知道二十年后究竟是哪一种能源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这时候，传统的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来稳定宏观经济的策略，不适用於发展绿色能源的新形势要求。我们需要更加注重资本市场在筛选技术路径，配置社会资源上的功效，坚持十九大以来所提倡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本原则。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

　　在国有企业管理中，应该如何既能够做大做强，又能够适应市场机制呢？笔者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转化管理思路，把国有企业管理转向产业基金化。国资委通过设立若干产业基金，把现有的国有企业股权劃转到相应的产业基金内，利用资本市场，通过各种领投、跟投策略，把国有股权和民间资本混合。利用民间资本嗅觉灵敏的特点，克服民间资本利益短视化的缺点，有进有退，逐步退出不符合国家长远发展战略的行业和企业，领投那些国家希望发展的产业行业，跟投那些有利於国家长远发展战略得以实现的企业，才能真正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也能真正实现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

　　实际上，这样的工作，已经在一些地方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实验。比如前几年在重庆的发展中，地方国资打算鼓励笔记本电脑生产商集中投资於此，就设立了一些产业基金，用国资领投，配合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手段（俗称槓杆），也有混合了民间资本，起到了很好的效果。这类经验的积累，值得很好的总结、鉴别，去伪存真，从理论上推导出一些基本原则，推广到全国各地，最后上升到国家战略。而产业基金的管理，我们已经在公募基金管理中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也比较符合资本市场的透明化要求，适应於目前云谲波诡的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