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统计显示，2016年占美国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25年总体呈下降趋势 法新社

　　2019年全球掀起了降息潮，随着美国经济也进入降息周期，迄今共有三十多个国家先后降息。降息显然是因为经济出现下行压力，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2019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测从年初的3.5%，调降至3.2%。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冲突有加剧迹象，地区间也纠纷不断，如英国脱欧、印巴冲突等。笔者认为，降息和经济下行只是表象，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未来全球经济增速还会进一步下降，而且经济与社会震荡会加剧。\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李迅雷

　　和平环境下的结构性问题固化──改革知易行难

　　人类的历史，可以简单概括为和平的历史和战争的历史。二战结束后至今，我们总体都是处在和平阶段，且已经持续七十多年了。战争会带来极大的破坏，但破坏之后又会重建，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旧体制反思和改进的过程。但和平的持续，则往往使得旧体制得以持续，虽然也会有变革和改良，却很难彻底。

　　《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观察资本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发现从1700年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英国、法国、德国的资本规模大约是GDP的6至7倍，直到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该比例才开始下降，最低到2至3倍。但战争结束之后，该比例又开始上升。到2010年，英国、法国的资本／GDP大约是5至6倍，德国为4倍左右。

　　从历史数据看，资本的收益率总是大于经济增长率，而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率基本与经济增长率一致，这样一来，贫富差距就扩大了，并导致阶层固化。所以，他的主张是向资本课税以缩小贫富差距。

　　问题在于，对资本的课税会改变固有的利益格局，带来抵触或资本外逃，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的稳定，这就是改革的两难之处。于是，在次贷危机之后，美国还发生了占领华尔街事件，就是因为美国传统产业的工薪阶层认为，华尔街通过玩资本游戏，获取了太多收入，而美国传统行业的工薪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

　　实际上，资本收益率高于薪酬增长率问题，不仅导致国内的收入不均，也导致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因为发达国家靠输出资本来获得投资回报，而发展中国家通过提供劳动力来获得薪酬收入，两者之间同样存在差异，存在资本“掠夺”现象。

　　针对各国内部及各国之间存在的问题，无论是IMF或世界银行对新兴经济体的改革建议，还是各国自身提出的改革思路，都不乏好主张，但问题在于，目标与现实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也就是改革或者结构调整的口号年年喊，似乎没有太多的进展。曾经被寄予厚望的金砖国家，除了中国依然表现突出外，其他国家似乎乏善可陈。

　　在财富和收入分化及固化的背景下，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因为我们正处长期的和平环境下，而且过去七十多年的科技医疗发展水平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和平阶段要高出很多倍，由此导致了人口大幅增长和人均寿命的大幅延长。为此，对于那些人口高度老龄化国家而言，不仅要承受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而导致的经济增速下行，而且要增加政府支出来提高养老等保障费用，从而增加了债务负担。

　　因此，历史需要辩证地去看，和平值得珍惜，但也并非全是美好。在和平的环境下，人类逐利的游戏在制度的保障下一直可以玩下去，最终结果一定是少数人拥有了绝对多数的财富，少数国家获得了绝对多数的利益。和平的环境下，无论是游戏规则还是利益格局，都很难推倒重来，因为改革需要付出很大成本。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在堆积，于是就发生了冲突，随着冲突不断升级，往往就会爆发战争，无论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

　　因此，战争与和平总是互为因果，尽管大部分人或者组织都崇尚和平，但同时又不肯舍弃利益，于是为战争埋下了种子。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场战争呢？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Ray Dalio）近日撰文指出，当前有三个方面与1935至1945年间相似：债务周期，内部矛盾与外部秩序。长债与短债周期均临近终点，央行刺激的空间有限；贫富差距巨大、政治极化程度高，带来各种内部冲突；外部也在面临世界秩序重塑的压力。

　　达利欧说的时间，恰好包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始时间（1939年9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但笔者觉得不会有战争，反而非常认同《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观点：各国的军备竞赛，核武器的拥有国越来越多，让发动战争的成本大幅上升，因此反而阻止了战争的爆发。

　　利益格局被打破──动荡不可避免

　　如前所述，长期的和平环境导致贫富差距扩大，利益阶层固化。1925年，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发表了以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为背景的中篇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讲述了一个底层人士奋斗而最终梦灭的故事。后来，加拿大经济学家克拉克据此画出一条“了不起的盖茨比曲线”，它说明了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现象：高度不平等的国家具有较低的代际流动性──社会越不平等，个人的经济地位就越由其父母的地位决定，子女处于父辈的经济阶层的可能性就越高。

　　就美国而言，统计显示，美国最富裕的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持续增加，2016年占有美国38.6%的财富，而占总人口90%的大众所拥有的财富和收入水平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总体呈下降趋势。

　　在这样一种贫富差距过大的事实下，特朗普把原因怪罪于贸易不平衡，认为这导致了美国工人的失业，并因此对美导致贸易逆差的主要国家提出贸易平衡的要求。特朗普当选总统，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低层的白人，实际上也反映了民粹主义思潮的抬头。

　　中美贸易实际上更多属于互补型的，美国出现的逆差，缘于中国具有全球最多的相对低成本劳动力，而美国则拥有全球面积最大的耕地和现代化农业，于是，中国出口跨国公司在中国生产的加工品和美国出口低成本的农产品都是比较优势下的合理选择。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流通和结算货币，注定了美国贸易逆差难以消除，即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美方不能撇开资源禀赋的特点来要求贸易平衡。

　　特朗普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中国在引进外资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建成了产业体系相对完善的世界工厂，而不仅仅是“世界加工厂”。因此，当传统的外部利益格局被打破之后，挑起贸易战也是一种策略，当年广场协议也是在利益格局被打破的背景下达成的。但贸易平衡只是一种藉口，只要能给对方经济予以有效打击，何患没有其他招数呢？

　　而且，当国内利益矛盾难以解决，或者改革无法推进背景下，把内部矛盾外部化肯定是一个最好的藉口，类似的案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也是霸权国家的通常做法。但问题在于，即便在外部冲突中占了便宜，最终还是无法解决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的矛盾。

　　因此，全球长期和平环境对各国内部所造成的问题，会伴随着和平的久远而越发尖锐，最终一定会导致经济社会的动荡加剧。

　　即便像委内瑞拉资源那么富裕的国家，一样会陷入“饥饿”，即便当年大家都认为联盟是一种更经济、更能增强实力的模式，英国脱欧正在进行中，相信这仅仅是欧盟分裂的开始。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合的时候，往往是日子都好过的时候，一旦日子难过了，分的想法就多了。

　　当今时代，全球经济增速下行，贸易冲突、逆全球化、退群甚至推翻原有协议等事件还会继续发生，导致动荡加剧。从投资的角度看，风险偏好下降，避险性需求还会继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