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裏看花花非花，水中望月月非月。”在历时近二十二个月的谈判后，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定文本达成一致，贸易摩擦也迎来从逐步升级向渐次缓解的关键拐点。纵观贸易衝突的产生、激化、演变到缓解，贸易平衡是表，价值链重塑是裏，唯有利益才是最现实的普世价值。对中国而言，在大国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扩散的背景下，第一阶段协议的达成意味着双边分歧在经贸领域的降维处理，这一方面将边际上缓释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外部衝击，另一方面有利於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获取长期制度收益。

　　从表面看，贸易逆差激增、通过贸易壁垒扭转相对竞争力劣势、製造品相对需求萎缩分别成为美国发起短、中、长期对华贸易摩擦的诱因。特朗普的税改方案和其对外贸易政策之间有内生逻辑的连续性：从短期来看，税改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并带来商品进口和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成为“贸易战”的直接导火索。

　　从中期来看，面对製造业相对竞争力下降的现实，主动构建贸易壁垒是美国推动製造业投资回流的重要抓手；从长期来看，更加利好富人的个税改革方案将继续极化美国业已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格局，这将压低製造品相对需求，并为未来全球製造品供给的相对过剩和贸易衝突埋下伏笔。

　　从根源看，过去二十年间，代表着利益分配结果的价值链发生了三大趋势性变化：首先，产业内贸易由全球散点化向区域集聚式转变，“亚洲工厂”、“北美工厂”与“欧洲工厂”三足鼎立；其次，生产重心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对“亚洲工厂”依赖度提升，贸易主导权也随之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再次，“亚洲工厂”化身“亚洲市场”，消费中枢向内收敛，消费升级向外辐射。

　　在全球贸易格局的结构性变化进程中，中国则正从供应链单一中心成长为供应─需求链双枢纽，这也是中国主办进口博览会的内在动因。基於三大变化可见，新势力正在挤压旧霸主的空间，旧有的国际贸易秩序已落后於生产力的变化。因此，从价值链重塑的角度审视，贸易衝突不仅难以避免，而且从长期看可能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贸易衝突在引致全球经济放缓的“祸”的同时，也将促进贸易秩序的重建，带来生产力解放的“福”。

　　展望未来，贸易衝突将产生“先破后立”的长期影响，引导生产关係发生质变，进而突破对生产力的既有束缚。而秩序重建后的全球贸易，有望迎来区域化与全球化相互嵌套的新繁荣。

　　高品质发展转型是正途

　　底线之上让步，下调关税与扩大进口的“另类交换”不改国家利益考量。从根本上讲，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都有明确的国家利益和政经实际，贸易摩擦是大国博弈的具体体现，而各自内部的核心考量决定了谈判底线。儘管第一阶段协议的细节仍未披露，但从美方宣布的条款看，量化指标中的美国对华约1100亿美元进口关税减半，和中国对美400亿至450亿美元／年的农产品进口，均可谓在互惠前提和非核心利益下的让步。双方基於内部关切的根本利益仍然是彼此的底线，儘管分歧和博弈将长期存在，但随着“和而不同”的相互理解加深，中美贸易摩擦对於全球经济的拖累有望缓解，金融市场的负面情绪也将得到边际改善。

　　贸易摩擦降维，大国博弈的全面争端有望从“针锋相对”转向“务实解决”。过去三年来，特朗普的执政之路，经历了从初期被建制派普遍反对到税改落地后迎来支持率提升，再到发动贸易摩擦重新陷入争议，以及当前面临弹劾风险。在大选年来临之际，为连任捞取筹码毫无疑问是其推动贸易摩擦缓和化的重要动因。

　　对中国而言，儘管当前美国的国家决策某种程度上被特朗普不同寻常的个人论调和行为所代替，但尝试重塑全球化贸易规则，长期延缓新兴大国崛起以维持其引领世界的优势，已成为守成大国政策菜单上的两党共识。随着短期的摩擦点逐步被一些标志性事件推动清晰地变为长期博弈线，大国博弈向金融、科技、治理领域扩散的态势日趋明显。但与历史上的美苏、美日博弈不同，由於经济实力更为对等，中美之间“大而不能倒”的相互依存性更为显著，也令博弈形态趋於柔性化。

　　本次第一阶段协定的达成，意味着双边分歧在经贸领域的降维处理，这一方面将边际上缓释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外部衝击，另一方面有利於在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大背景下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获取长期制度收益。

　　展望未来，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品质发展阶段转换过程中保持战略定力，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大力推动科技创新，是从根本上化解贸易摩擦、实现内生增长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