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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江湖\中国高校科研制度反思\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沈 凌

2020-01-22 04:24:27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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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签订的首阶段贸易协议,与其说是贸易协议不如说是技术协议,因为协议的前两章都是关於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而一开始引发纠纷的贸易反而被放在了第六章的小角落裏。这个安排并非偶然,因为这两大经济体未来交锋的主战场就是技术领域。

  前一阶段,美国动用国家力量,全球围剿中国电信设备生产厂家华为,就是因为华为的技术达到了让美国人感到恐惧的地步。美国担心的安全问题不是既成的事实,而是未来的可能性,之所以担心就是因为华为的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的可控範围。这样的案例现在还不多,屈指可数。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就是上述贸易协议开篇强调的:“中国从主要的知识产权消费者转变为主要的知识产权生产者,中国认识到建立和实施全面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法律体系的重要性。中国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符合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创新型企业,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的利益。”

  这个认识的转折是和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正是基於过去四十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才有可能站在了这个转折点上。过去我们总是在模仿,一直没有超越。今天,我们在少数领域达到了世界前沿,在多数领域接近了世界前沿。正因为如此,对於知识产权的态度,应该有一个彻底的改观。

  有统计表明:中国的研发费用在2018年已经接近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在GDP中佔比2.2%,而这个数字在本世纪初还仅仅是0.9%。相较於世界发达国家而言,也不算低(OECD的总体水平是2.37%)。考虑到中国人口的众多,平均工资水平较低,在实际投入科技研发的力量上并不会表现得比统计数字弱。只不过,这个投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制度性保障和激励。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技术研发的管理制度还相对落后,所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研发力量并没有真正用在科研创新上。

  开年伊始,网络上流传出一篇发表在一级中文科研杂志《冰川冻土》上的论文。该论文花费纳税人200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用掉数十页的篇幅,却在“论导师的崇高感和师娘的优美感”。这样的论文并非孤例,马上又有网友挖掘出《金融家》杂志主编把自己十来岁的儿子的作文发表在了杂志上;还有湖南师範大学前任校长张楚廷指导学生研究自己的教育思想,这样的论文涉及徒子徒孙,累计下来居然已经有上百篇。

  经费管理不够灵活

  除了这些滑稽的研发成果,大量的研发费用被挪用。也是今年年初,李宁院士被吉林省松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300万元。作为教育界人士,笔者很同情现在体制下被拉出来示众的同行。按照中国科研经费管理要求,可以用於请客吃饭购买器材,却不可以用於科研人员的劳动报酬(最近略有改进)。与此相比照,在笔者唸书的德国,社会学科的科研经费作为博士生的工资,则是天经地义。

  另外,现在的科研单位逼着大家去拿国家级课题,拿不到经费你就不能晋升职称。用这样的“激励机制”去强迫大家花国家的钱,真是匪夷所思。追本溯源,科研项目只是证明你从事了研究这个过程,而并不一定说明你能够达到目标。科研经费(项目),只是实现科研成果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既不是充分的,也不是必要的。

  打个比方,两个小孩子都希望提高学习成绩,一个小孩要家长花几万元钱进入培训班补习,另一个小孩不要家长花钱,自己在家努力用功,最后两人都考出了好成绩。到底是哪个更加值得表扬呢?理性的家长首先会表扬那位既考出了好成绩,又没有让家长花钱的孩子。

  目前中国高校的考核机制并不符合科研管理的内在规律。从这个意义上看,想要实现从知识产权的消费者向知识产权的生产者的转变,还有很多制度性变革需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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