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初入股市的股民，在牛市的巅峰不怕下跌，以为高了还会更高，心念被一个贪字佔据；在熊市底部草木皆兵，不敢买入，以为低了还会再低，挥一挥衣袖，挥不掉的是恐惧。这样的心理并非理性，但却是常情。唯有能够克服贪婪和恐惧的人，才可以获得超越平均水平的利润。现在面对疫情，从1月初舆论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幻想着一切都会过去；到现在大家战战兢兢不敢承认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抗疫胜利，迟迟不敢回复正常生活。与上面说的股民心态，其实类似。

　　以浙江为例，最早启动一级响应机制的是它，最早封闭小区，全体禁足的也是它。这样的措施有效吗？当然有效，从2月20号到现在三周多的时间内，总共只出现了新增病例12例。相对於整个浙江5700万人口来讲，这样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现在这样的现象并非孤例，3月份以来，全国非湖北地区的新增患者人数累计不过百余人。可以说，除了湖北的其他地区，疫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我们已经切断了疫情从湖北向其他地区的传播途径。就算在武汉，疫情虽然没有结束，但是现有的患者人数也在逐日下降，按照这样的速度计，十天之内就可以把现有的患者全部清零。

　　但在这样的重大转折关头，各地政策却没有与时俱进、跟上脚步。举例来讲，浙江率先启动了健康绿码制度，这是好事。现在随着疫情的缓解，长三角各个城市都採取了类似的健康码制度。这样一来，如果一个需要在长三角各地穿梭的商务人士就需要在手机上备齐好几个绿码，每到一地就找出相应的绿码来。这不仅繁琐低效，也和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背道而驰。其实，这件事情如果各地政府能够摒弃画地为牢的行政思维，统一交给率先开发出健康码制度的支付宝来做，就会有一个长三角乃至广大区域的统一健康码。

　　地方政策自相矛盾

　　其次，就算在各地政府管辖範围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政策衝突，同样会抑制复工的进程。以上海为例来讲，一方面政府的经济部门开始推动中小企业复产复工，并给与财政税收的优惠政策，另外一方面各个社区却还在通知房东，不允许把房屋租赁给新来的租客。那麼复工需要的外地人员住到哪裏去呢？这两者之间岂不是自相矛盾？

　　所以越是在疫情转折的关键时期，越需要有勇气承担责任，而不是畏缩不前。如果说在疫情初期的勇气表现为敢於率先採取果断管控措施控制病毒的蔓延，那麼到了现在，则应该是率先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让市场重新回到调节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地位上来。因为市场经济之複杂，是不可能长期由政府机关来替代的。如果可以的话，过去的计劃经济怎麼可能让位於现在的市场经济呢？

　　从世界经济角度看，现在尽快恢复正常社会秩序也是天赐良机。因为疫情已经转移到世界上其他地区，对世界经济的衝击已然开始。欧洲意大利的经济重镇遭遇疫情衝击，对经济的影响远大於湖北地区对中国经济的衝击，而中东石油战的开启也会有效降低中国进口成本。如果这时候能够抓住机遇，迅速让中国经济重回正轨，那麼就会有利於稳定，甚至於加强中国在世界生产链中的地位。各大经济体在自身经济陷入危机的过程中，也不会激化原本可能有的针对中国崛起的遏制计劃。这就像2008年的次贷危机带给中国的机遇一样，关键在於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去承接和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