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元指数自1985年推出以来，观察统计数据发现：总统大选前后半年的美元走势升贬并无显著规律性，但波动较非大选年更为活跃

　　距离11月3日美国总统选举日两月有余，虽然当前拜登与特朗普谁能最终获胜无法定论，但金融市场已经提前準备，其中美元资产价格风向标关乎影响很大，各种价格标的重心备受瞩目，进而也是美国货币与政治当局视为调节美国经济和世界地缘政治的工具。叠加前所未有的疫情特殊环境，大选前后美元或有意料之外的超常波动。而美股作为美国经济“晴雨表”，更是美国总统候选人当下关切重点，美股高涨已是事实，但前景存在价值投资和技术投机空间，无论乐观与悲观应审时度势合理应对。

　　回顾历史与跟踪数据指标不难看出，美元和美股周期性因素是形成大选年基本规律的重点，而今年疫情特殊叠加经济恶化的局面，美元货币政策极致凸显，大选年的美股下跌与上涨符合美国国家战略与政策基本逻辑与宗旨。今年美元走势面临贬值修正难以持续的当口，美股前景更显扑朔迷离。万变不离其宗，美元逻辑与美股支撑值得关注与深入论证。

　　货币政策易鬆难紧

　　美元贬值有求，升贬迂迴显向。自1985年美元指数推出以来，观察统计数据发现：总统大选前后半年的美元走势升贬并无显著规律性，但波动较非大选年更为活跃。主要原因在於，影响美元升贬因素过於庞杂，经济状况和货币政策不同，市场炒作投机和避险情绪助推美元无序状态。从横向和纵向的分析来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十次大选中，其中九次选举结束后一个季度内美元呈现升值走势，其中民主党获胜后美元表现更强；但若此次拜登当选，执政政策断层可能会影响美元走势，同时期贸易政策不再如特朗普咄咄逼人，未来也将弱化美元避险作用。

　　相较以往，如今美元地位特殊，升贬周期时点和节奏难以把控，笔者认为，先贬后升趋势可证。首先，美联储无限量宽鬆政策，以及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规模将导致美元贬值周期。在美国衰退已定，疫情蔓延难控的情况下，美国可能无法複製如2008年次贷危机后以领跑身份走出危机，因而美联储和财政部继续扩张货币规模以支撑经济责无旁贷。其次若共和党连任，或因疫情防控不利导致美国经济恶化。对比欧洲、日本等国相对稳定也将抑制美元走弱，实际利差收窄不再对美元构成支撑。最后，随着美国财政赤字不断提升，新一届政府无论谁当政，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将继续货币化，由此美元信用危机造成其避险职能弱化，叠加各国央行调节储备货币与结算货币，美元流动性不再稀缺。

　　市场押注美元极端贬值同样不可取，美元作为维持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工具不可忽视，相较於维持通胀和稳定就业两大全球央行适用的目标，前者才是美国货币当局核心任务。南美一些国家经验证明，货币贬值不一定能带来繁荣，过度贬值将导致衰退和崩溃。深谙此道的美国货币当局对其货币价值调控手段高明，在全球经济充斥美元之时，转手捍卫美元价值将进一步提升美元地位。

　　科技板块泡沫较大

　　美股涨势有异，预警风险存疑。回顾历史，美股在五次衰退中，有三次“背离”基本面上涨。当前美联储大量货币投放直接支撑资金湧入股市，且外资流入特征明显，相较於美债及储蓄等实际收益率为负的投资手段。二季度美股绝地大反弹创下了21世纪以来最佳单季度表现，其中纳斯达克指数涨幅更是达到30.6%，但这种涨势中蕴含的投机情绪─对回报高估和对风险低估─更容易引发股市转势回落。数据显示，美国三大股指成份股中一些公司营收并不乐观，FAANG+指数的快速上涨或显示科技股泡沫越来越大，一些资质较差、资金不足的公司於年内集中上市更导致股市风险加重。

　　笔者认为，市场应提前做好因大选而导致股市风向逆转的準备。观察历史十五次大选可发现，虽然股市年度表现并不存在大选年和非大选年之间的差异，但临近选举日的月度表现多偏向下跌行情，竞选角逐是牵制因素之一。而两党竞选时，股市的表现并无显著差异，核心在於执政党能否连任；若不连任的年度，因政策的连贯性和确定性降低，股市表现偏差，但也不能作为判断股市年度表现的参考依据，更多还要看政策执行及外部环境关联因素。

　　虽然目前，美元流动性在大选中短期很难快速收紧，但财政税收政策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若拜登获胜，美国财政赤字增加速度将更加激进，政府对企业加税风险或利空美股；拜登在贸易政策上立场稍显温和叠加疫情防控转好，资金或将湧向更有潜力的新兴市场，挑战美国股市的引领地位。而特朗普当选，虽然政策延续性较好，但对企业的监管和贸易政策或构成压力，美股后市存在周期性和阶段性下跌风险。

　　综上所述，美元和美股当前表现比较顺应和符合美国利益诉求，但市场异常性突出，这与过去历史衰退期和大选年现实存在差异，预计未来行情转折节点或在大选半年后出现，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在美元贬值阶段对大选后货币当局的调整做到心中有数，才能抓住美元升值周期机遇。在美国衰退结束前，美国经济数据表现对二者走势有很大指导意义，当前经济悲观定调是为后续经济转折做铺垫，美元周期性和隐藏性发掘是规避风险关键。此外，不可忽视大选后地缘政治和财政政策变动对金融资产价格和价值的影响，中国金融参与者与外贸企业应有所準备，重视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