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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深圳模式的经验是什麼?\国际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郑 磊

2020-09-05 04:24:02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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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如何能够平地一跃,成为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样本,是各地城市管理者都想搞明白的问题。但真正能够深刻理解深圳成功精髓的城市并不多。而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开始反思,为什麼学不像,不仅没有赶上深圳前进的步伐,反而差距越来越大了。

  对於二十多年前发生的一件事,笔者至今印象深刻。当时就职於一家刚进入中国的美资上市公司,负责人深有感触地对我说,他非常喜欢深圳,这是一个“小政府,大社会”,与内地其他城市完全不同。今天看来,这仍然是深圳有别於其他内地城市的最大特点,也是很难学习之处。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集中管控、盛行“官文化”,全社会一切活动听从政府指挥,这就是中国城市典型的文化和制度基础。在这种政府包管一切的社会环境中,市场必然直接受到政府管理,根本无法按照自身规律去发展和运行。而在市场经济中,市场才应该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核心引擎,一个被各种行政干预束缚了的市场,必然无法展现活力。试看当下政府包办一切的城市,市场毫无例外都了无生机。内地城市管理当局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重振市场活力的,结果只能是“东施效颦”。

  一个正常的生态应该是社会监督政府,政府监督市场,让市场和市场参与者在正常环境下独立自主地发展。如果政府权力太大,不受任何社会力量的调节,而政府又倾向於深度介入市场,则市场经济无法建立,更谈不上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良好发展。

  市场很重要,但是高效市场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这种认识已经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界的认可。市场通常是可自行调整的,但也会出现失效,此时政府可以适当介入,加以引导,可以让市场及时脱离失效状态。而政府也经常失效,特别是在同市场互动过程中的失效,此时就应该有来自社会层面的监督,调整政府不当的行为,由此实现市场主体、市场环境、政府管理和社会监督的有机生态。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也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从财政政策到产业政策,以及市场监管制度,这些都是以政府为主的市场相关领域。政府是市场的监护人,其职责在於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当出现市场失效时,对其进行必要和有限度干预,让市场能够高效率运作。

  市场失效情况经常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宏观经济管理理论已经被西方国家用於调整总需求,而不少发达国家也採取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对供给端发生的失衡进行调整和引导。在维护市场公平方面,西方各国都重视监管,尤其是限制过度垄断,保持合理的市场竞争状态。政府的上述工作需要高超的能力,也是一门经济管理艺术,并不容易做好,这也是内地城市管理者应该学习和掌握的关键技能。

  过去四十年,深圳政府很多工作是在为企业搭台子,完善市场管理机制,降低营商成本,并通过前瞻性的城市发展规劃,通过政策倾斜,引导市场主体向着有利於城市和自身的方向发展,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深圳引导产业创新的各种政策,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等,不仅领先内地各城市,而且政府认真在执行,从战略层面引领城市发展。这与许多内地城市,政府直接插手市场的做法完全不同。

  “大社会,小政府”绝不是无政府。政府不插手具体市场活动,但要负责搭台子,监督市场正常和有效运行,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常的企业不需要政府来管,这是企业家的工作。如果市场发生了政府不希望出现的问题或倾向,而又不属於违法範畴,则政府可以通过合适的经济管理工具,比如建立制度和制订政策,对市场主体加以引导和督促。市场存在交易成本,政府可以通过有效的市场管理,最大程度地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另外,创新活动存在成本和不确定性,政府可以提供创新扶持政策,提供公共创新平台,将企业创新的资金门槛降低,甚至可以发起创新扶持资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创新创业领域。

  深圳很多做法首先来自战略层面的设计,即政府把大问题想明白了,剩下才是具体如何做的问题。而内地政府最大的障碍不是在“术”的层面,而是应该明晰城市经营管理之“道”。政府应放下身段,让社会各主体职能归位,全力做好政府该做的工作,提供便於企业家施展技能的市场环境。这是基本要求,在做好这一步之后,还应学习通过发展战略和制度、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方法,既不乱为,也要有为,不断提高城市经济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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