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本港应积极地想办法释放自身内需，并且做好新型超级连络人的角色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多次提起“双循环”，经济学界也多有讨论，俨然是指导国家“十四五”规劃经济政策的风向。眼下中国在对外经济活动面临风险，急需加强经营非美国际市场分散风险，同时加强国内市场对冲风险。除却贸易结构的优化，双循环经济的成败取决於中国能否提振国内的消费市场与有效地引导投资到技术创新。在此背景下，本港应积极借释放自身内需，并且做好新型超级连络人的角色。

　　面对美国煽动的反中浪潮，中国的国际政经环境相当不利。目前，内地面对的外贸环境空前严峻。据中国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的贸易余额为1.1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对美贸易顺差高达8517.4亿元，佔其72.17%，足见美国对中国外贸的分量之重，非其他国家一朝一夕所能取代。但中美贸易谈判前景阴晴不定，特朗普政府更忽视自由市场的法度，以行政命令强制字节跳动出售在美业务；美国近日更透过否定中国对南海领土的主张，以此为由将24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对部分人员实施签证限制。

　　中美关係短期难回暖

　　民粹主义政治的社会基础极强，即便拜登取代特朗普，美国对华外交不一定回暖。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严重，数据显示佔美国人口0.1%的最富有人群拥有全美近20%的财富，其精英阶层透过国内政策、取代劳工的技术创新与组建全球供应链，削弱劳工阶层；中国成了美国推卸责任的代罪羔羊，美国开展中美贸易战后，频繁的反华举措足见一斑。此外，社交媒体以演算法推荐为民众打造同温层，不断强化以自我为中心的身份认同，排拒异见。这些是民粹主义政治的重要动力，更成了特朗普四年前问鼎美利坚的利器。即便拜登上台，中美关係会否回暖，依然成疑。

　　故此，中国在对外经济活动也面临极大风险，急需加强非美国际市场及国内市场从而减低风险。外贸风险提升，令中国需要加强国家内需和投资的比重，对冲外贸风险；此外，中国也需要增强其他国家的外贸所得，分散美国市场的风险。由此推论，双循环的经济短期目标在於维持GDP的增长，长期旨在提升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维持经济繁荣的基石。

　　中国需要积极维持对外开放，逐步优化贸易结构。故此中国在国际大循环上，除却缓和中美衝突之外，更要加快东亚供应链的整合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从货币到资讯，再到人流和物流的整合，中国都需要透过贸易协议及本币互换协议，减低对美国的依赖。矛盾点在於外交上如何协助东亚等国克服对美国的依赖，找到与之合则两利的领域。为应对人力及土地成本提升，中国急需提升产业链地位，确保经济长期发展。

　　双循环经济的另一关键，在於中国能否提振国内的消费市场与有效地引导投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透过建立国内市场制度改善经济活动的组织效率，加入全球经济体系获取需求与投资，以普及教育确保劳动力的高质量，吸引各地製造业进驻，促使劳动力充分就业，以极高储蓄率与投资率及城镇化完善基建，服务全球市场。如今中国外贸环境恶化，产能过剩的问题必会出现，提振国内消费市场无可避免，否则国内经济循环也会出现问题。再者，投资可用於创新产品、扩张产能或是投机，中国如果未能引导资本，推动技术创新，企业难免陷入供过於求的恶性竞争，或加剧投机风气，破坏国内经济稳定。

　　提振国内消费市场的重点是社会基层的工资与社会福利，目前中国财富再分配的空间相当大。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人均GDP总值已达到1万美元；5月2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中国人均年可支配收入是3万元，其中六亿人群平均每月收入1000元左右。若社会基层工资和社会福利得以改善，获得提升的消费能力必会流向必需品，满足其改善生活的迫切需求，对市场的提振效果也会明显。相反，富庶阶层人数更少，必需品的需求有限，财富过度集中在他们手上，只会导致经济不稳定。

　　港应挖掘新核心产业

　　在经济市场供过於求常态下，投资扩展产能或是投机都可能破坏经济稳定性。届时，中国会面对两难境遇：工资过低，消费市场则疲弱，难以消化和促进企业的过剩产能；工资过高，则会导致企业成本过高的营商困难，竞争力下滑。但如果劳工的生产率与对企业的盈利能力的贡献，配得上更高的工资，那麼企业提高工资便不构成竞争力的削弱，自身劳工若为潜在客户，那麼劳工的高工资更是其增长动力之一。故此，关键在於企业是否安排劳工进修，提升劳动生产力；以及技术创新是否有利於提升劳工生产力，与企业共荣。

　　因此，中国政府需要积极引导技术创新与职业教育的方向，协助改善劳工的生产力与就业机会，扩大中产群体。如此一来，企业研发的技术便能令劳工得享更高工资，有能力买得起企业的产品，更能维持企业的生产力。具体做法可参考：粤港澳大湾区汇聚众多製造业企业及科创企业，临近香港方便出口。国家设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从基础研发开始，到政府主导的产业基金，再到知识产权的管理等环节上，让劳工意见引入技术研发的过程中，重视劳工在技术应用的反馈，兼顾产业升级与就业机会的创造；更让劳工有机会持续进修，提升其生产力。这样才能令技术创新惠及大众，避免重蹈美国覆辙，更能扩大国家中产群体。只要内需振兴，并配合中国深化市场开放机制，便能吸引全球具备技术优势的企业。

　　在此背景下，香港应积极借鉴上述做法释放内需。与内地不同，香港依然困於疫情，经济活动迟迟未能畅顺恢复；再者，香港碍於房屋政策消极，已建设土地只达24.3%，房屋只佔6.9%，公共房屋及居屋的兴建极少。供不应求导致房屋价格高涨，市民困於置业压力，难以释放消费能力。故此，香港当务之急在於控制疫情，长远之计是调整房屋政策，以增加公共房屋的供应回应置业需求，消除中产群体底部与基层市民的消费阻力，提振香港的消费能力，稳定社会和经济，融入国家双循环大局。

　　此外，香港要做好新型超级连络人的角色。香港依然是国家面向国际的窗户，工商专业服务与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是积极运作国际大循环的枢纽之一。故此香港应打造平台，培养与吸引人才，为“一带一路”的融资和沟通积极作为。平台的打造落实在与广东省政府及发改委做好政策协调，令香港的专业服务人士更有效地服务大湾区的产业升级需求；香港更应积极改善教育、医疗、治安和房屋等公共服务，令海外高质素的专业人才愿意驻足香港，积极服务大湾区乃至全国的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香港应积极借助产业升级需要，吸引科研、教育产业人才，也要发展人工智慧、生物科技、跨境电商等已有基础的新兴行业，形成除却金融业以外具有竞争力的新核心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