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香港协助国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使之满足促进全球金融发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不但可以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和内涵，也能推动国家金融科技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

　　今年是“十三五”规劃的结束之年，“十四五”即将开启，规劃编制工作也正汇聚众智、密锣紧鼓推进中。香港若能洞悉先机、大胆创新，快马加鞭加快成为“十四五”规劃的参与者、制定者和贡献者，相信最终也必将成为受益者。

　　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亦已先后召开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科学家座谈会，为“十四五”规劃制定谘询专家意见。按往例，中共中央将於今年10月举“十九届五中全会”，其间提出“十四五”规劃制定方针，再交给国务院据以研拟“十四五规劃纲要”，提交明年全国“两会”审议通过后正式实行。

　　对香港而言，若要在国家“十四五”规劃扮演新角色，发挥新作用，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再出发，我们认为，首先须了解以下的新变化。

　　其一，中国经济、外交战略已大转向。面对疫情衝击，以及中美关係愈趋转差，中国政府料将在“十四五”规劃中，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此重构国内产业链、重新布局区域经济，冀能助稳经济、社会。同时，通过加强高铁货运和国际航空货运的建设，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辅以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物流网路。此外，更加主动参与全球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冀通过加深与各国的经贸、外交关係，助长中国对外新通道、新贸易的发展。同时，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代半导体，提速5G、人工智慧、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产业的发展，以突破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脱鈎”、技术禁运。

　　其二，香港多个周边地区、城市发展亦有新思路。新加坡未来计劃将新加坡打造成为企业、创新和人才的全球领先者、伟大都市、亚洲家园。韩国则计劃进一步发展氢能经济、新能源、半导体等新产业，以发展成为未来型产业强国。台湾是冀将发展成为亚洲企业资金调度中心、亚洲高阶资产管理中心，以及持续争取和各国多签订经贸合作协定。上海提出未来加快发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藥与电子资讯、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生命健康、时尚消费等产业。深圳除了加快建设国际科技资讯中心、大湾区大数据中心，创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外，未来还将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发展海洋经济。

　　通过上述的分析和对比，虽然我们相信，在2021年的“十四五规劃”中，涉及港澳部分的内容很大可能仍将单独成章，中央政府也将会继续支持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空、航运中心及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地位。但面对内地、周边地区均拥抱变革、唯新是从的关键转折时刻，香港更须抱持宏观视野、并参考周边地区发展新思路，做出有利於香港未来发展的决策。

　　对此，我们提出以下五个具体建议。

　　其一，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人才中心。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世界人才报告》，香港曾在2016年排行全球第9名，勇夺亚洲第一宝座。在《2019年世界人才报告》中，香港排行全球第15名，在亚洲排行第2，仅次於新加坡（全球第10），显示香港的优秀人才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处於领先地位。

　　而且，香港培养的优秀人才，也在亚太区各主要经济体中的科技创新、经济、金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最耀眼的例子，无论是研发环保无人船的云洲智慧科技张云飞，还是开发全球消费级无人机的大疆创新科技汪滔，他们作为香港科技大学培养的学生，现都已成为各自领域无可争议的领航者。

　　我们发现，此类人才的成功模式较有共通点：内地学生赴港大学深造，跟随从欧美著名大学回港各大学任教的内地籍教授学习，然后作为创新人才回内地创业。这种在港内地籍学生＋在港内地籍教授＋回内地创业的模式，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发展领域大放异彩。

　　当前中美摩擦增加，客观上为香港扩大这种特别的人才模式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之前指称中国的“千人计劃”涉及间谍活动，威胁国家安全，逮捕了部分华人学者，更令众多在美的大学、科研机构的华人学者遭受极大政治压力。美国有大学还驱逐所有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的公派访问学者和留学生，限制中美学术交流，甚至不惜将之中断。美国政府也计劃禁止中国学生赴美进行STEM学科（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研究生阶段学习。

　　美国此举，无疑将错失数以万计华人工程师和科学家对其科技创新、经济发展的贡献。香港要从美国这种反向人才流失中获益，可考虑一方面採取香港科技大学建校初期大力招揽北美顶尖大学华人学者的经验，再次大力招揽当前在美国顶尖大学工作的华人学者前往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任教。

　　同时，我们建议应建立几间世界级的普林斯顿式文理研究型大学。如果从美国回归香港的内地籍教授、学生数量众多，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无法满足科研职位、学位的需求，部分实力雄厚、拥有充足土地储备的香港企业，可考虑联同香港特区政府在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各地政府，开办私立文理研究型大学，吸纳从美国回归的华人学者和学生。

　　此举一是可把握中国教育发展新趋势，如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科学家座谈会中就提出，“要加强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建设……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我们相信，习近平这些要求，未来也很有可能列入“十四五”规劃，具备实力的香港企业可提前部署。二是可抓住教育服务贸易产业化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教育服务贸易的出口已为英语国家每年带来逾300亿美元直接的经济效益，以及60亿美元的间接经济效益，香港可考虑将教育服务贸易发展成为新经济增长点。

　　另一方面，可考虑为遭美国政府撤销留学签证、驱逐出境的中国访问学者、留学生，提供研究职位和学位，让其可在香港继续进行研究和学业。以及推动香港的大学、科研机构及香港各大学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城市开设的分校加大吸引优秀学生，为被英美国家知名大学录取，但因疫情、签证等因素未能成行的内地学生，提供可入读香港各大学的机会。

　　我们相信，一旦这种在港内地学生＋在港内地教授＋回内地创业的成功人才培养模式，可在香港良性循环，不但可推动香港发展成为国际人才中心，也能为内地贡献众多国际顶级人才资源。

　　其二，推动香港参加更多国际性经贸组织。中国政府未来计劃更多参与国际性经贸组织，但说易行难。在此以中国有意签订跨太平洋夥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为例，中国要加入CPTPP有障碍，一是中国与澳洲、加拿大等CPTPP成员国政治、经贸问题上的矛盾升级。二是该协议要求国有企业在融资和政府工程合同上不受优待，并且要求这些公司增加透明度，中国现阶段较难满足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如作为独立经济体，申请加入CPTPP等国际经贸协定的阻力较小，且一旦香港成功加入，除可为香港向外开拓更多经贸合作机遇之外，也可带动粤港澳大湾区加强和各经贸协定成员国的贸易往来。

　　其三，广东已与海南自贸港签署物流合作协议，作为国际航空、航运、金融中心，香港可发挥在供应链管理以及相应的专业服务领域的独特优势、包括海事法庭以及仲裁与调解中心、航运金融保险等，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自贸港组建国际物流发展联盟，以及协助设立国际物流银行，不但可为物流联盟发展提供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也能开拓国际物流供应链金融业务。

　　其四，向内地推广香港积极消费的生活方式（Lifestyle），以推动中国内地扩大消费市场，提升民众消费意愿。中国内循环要顺利推行，需要扩大内需，形成大规模的有效消费需求。但内地民众消费意愿不高、购买力弱，内地的私人消费只佔GDP的38.8%，上海、深圳其私人消费佔比GDP也只有约50%。

　　反观香港，私人消费总额贡献了香港GDP的69%，甚至比世界消费大国美国的66.7%、英国的61.6%还要高。究其原因，是香港底层民众同样拥有消费能力，这群人有资格租住公屋，及享有各类费用减免，固定支出并不高，日用品消费能力甚至可能强过很多年轻中产。再加上，香港是零关税地区，优质的外国日常用品、食物价格普遍经济实惠，即使是底层民众也能够消费得来，导致他们也愿意增加消费，尝试新产品。

　　因此，如果民众缺乏消费意欲，则刺激需求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优质的日常用品、食品价格降到最基层民众都负担得起的水準，由需求创造供给。这并非是香港私人消费市场旺盛的单独案例，美国物价曾经从1700年代至1913年稳步下跌近150年，在这段时间，美国历经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经济增长，原因在於虽物价下跌，但也促使消费增多，令需求旺盛，需求增加则促进供给加大和生产效率加速，从而推动物价继续下跌。持续至今，美国私人消费佔比仍高，也是由於优良日常用品、食物的价格低廉，大部分民众都消费得起。

　　因此，可考虑向内地推广香港的消费模式，以及向内地更多输入香港的优质且价格低廉的外国日常用品、食物，此举可促进内地消费人群扩大、普通民众更愿意消费。

　　与此同时，香港拥有的众多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过去数十年成功为香港本土商品、外国商品打造出消费者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极大地促进民众的消费意欲。对於要扩大内销，促进消费的中国内地生产厂家，也可考虑引进香港广告、设计和品牌相关人才，通过打造更具国际化的知名品牌，以此吸引民众更多消费。

　　最后，随着互联网迅速发展，已衍生出的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等“新基建”产业，加上绿色金融亦已成为国际金融发展潮流。面对新的交易产品、模式和市场遊戏规则的兴起，但国际金融体系却仍旧纠缠於传统的金融市场和产品未能与时俱进。香港如能协助国家在国际金融监管制度、监管框架、法律框架等方面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等新领域完善和制定新遊戏规则，使之满足促进全球金融发展、完善治理的新需要，不但可以巩固和发展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业务和内涵，也能推动国家金融科技产业、绿色产业的发展。

　　我们相信，香港若能把握时机，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十四五”规劃，将可实现全新的“香港再出发”。

　　（梁海明係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係丝路智谷研究院首席顾问、美国得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洪为民係丝路智谷研究院学术委员、港区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