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浙江湖州港於2019年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50万标箱，其中外贸集装箱出港量同比增长17.2%，外贸经济呈现出良好态势。而在2020年疫情衝击下，长三角的城市表现相对较优

　　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过去近二十年，两大重点区域的经济发展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区域内部核心城市的发展能级也相应有所改变。特别是在疫情下，重点区域内部发展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现象，这种现象值得关注。长远看而言，有必要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重点区域发展的能级，为重点区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一、两大区域经济发展情况

　　从经济贡献度来看，在2002年到2019年的近二十年裏，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的经济贡献度从18.28%下滑到了11.74%，长三角27座核心城市的经济贡献度从20.06%上升到了20.58%，长三角27座核心城市贡献度表现优於粤港澳大湾区。同时，与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增速波幅较大相比，长三角27座核心城市的经济增速始终高於全国平均增速。

　　进一步从长三角的“一市三省”和粤港澳的“一省两特别行政区”的经济贡献度来看，在2002年到2019年的近二十年裏，贡献度上升的有江苏和安徽，分别由9%上升到10%、3%上升到4%；贡献度持平的是广东，保持在11%的水平；贡献度下降的有上海和港澳，分别由5%下降到4%、9%下降到3%。当然，由於重点区域内各省（市）具备的资源禀赋不同、发展模式不同，各省（市）的经济贡献度在不同时期亦存在明显差异。

　　从2019年的GDP总量看，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万亿GDP城市”包括上海、深圳、香港、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佛山。此外，东莞、合肥、南通的GDP规模也逼近“万亿”。从2019年的人均GDP看，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排名前十分别为深圳、无锡、苏州、珠海、南京、上海、广州、常州、杭州、宁波，长三角城市相对更佔优势。

　　从2019年的经济密度（地均GDP）看，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排名前十分别为深圳、上海、东莞、广州、佛山、无锡、苏州、南京、珠海、中山，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相对更佔优势。从2019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看，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排名前十分别为上海、苏州、杭州、广州、宁波、南京、绍兴、深圳、嘉兴、无锡，长三角城市更佔优势。

　　根据2019年的GDP总量排名、人均GDP总量排名、经济密度排名，以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排名这四个细分维度，依次赋予40%、10%、30%、20%的权重，可以计算出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38座核心城市的得分，并由此得出38座城市的综合实力排名。具体位次为香港、上海、深圳、广州、苏州、南京、无锡、杭州、宁波、澳门、佛山、东莞、常州、嘉兴、南通、绍兴、珠海、合肥、扬州、温州、镇江、泰州、台州、中山、金华、舟山、湖州、芜湖、盐城、惠州、马鞍山、江门、滁州、安庆、铜陵、宣城、肇庆、池州。排名前五的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有三个，长三角有两个。

　　二、疫情之下发展出现分化

　　总体来看，疫情衝击下，长三角的城市表现相对较优。2020年上半年，长三角的万亿GDP和準万亿GDP城市中，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合肥、南通都实现了正增长，分别增长0.9%、1.5%、2.2%、0.8%、0.2%、2%，特别是南京表现亮眼。相比而言，粤港澳大湾区的万亿GDP和準万亿GDP城市中，只有深圳实现了正增长，增速为0.1%。从其他非万亿GDP城市看，长三角城市表现同样优於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从产业结构看，疫情背景下实现正增长的城市中，既有三产佔GDP比例相对较高的杭州、南京、深圳、合肥，2019年的三产佔比分别为66.2%、62%、60.9%、60.6%，也有三产佔GDP比例略高於50%甚至低於50%的苏州、无锡、南通，2019年的三产佔比分别为51.5%、51.5%、46.4%。这表明疫情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与城市的产业结构并非有必然联繫。

　　但疫情会对外向型经济城市或者劳动密集型经济城市造成明显影响。如2020年上半年，上海和广州分别实现-2.6%和-2.7%的经济增速，这与两者同为外向型经济且服务业佔比较高有关（2019年三产佔GDP比例均超过70%）。与之不同，儘管东莞和佛山的服务业佔比不高，二产佔比分别达到56.5%、56.2%，但由於两者的支柱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由此受疫情影响较为显著，两者在2020年上半年分别实现了-1.7%和-7.5%的经济增速，特别是佛山受疫情影响显著。

　　须说明的是，从绝大部分城市在2020年上半年的产业结构变化看，三产在GDP的佔比均出现了提升。但可以预计，该现象在下半年疫情得到控制的背景下会发生变化，三产佔比将有所回落。

　　三、金融机构承担发展助力

　　在助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率先实现新发展格局方面，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具有雄厚的资金实力、齐全的经营牌照、完备的服务网络、专业的人才队伍、先进的技术手段等多重优势，能够充分发挥信用中介和信息中介的“双中介”作用，以“助力者”和“引领者”的双重身份，全面参与破解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新形势下金融机构特别是大型金融机构有必要进一步加强统筹布局，加快服务理念和产品创新，加大科技和人才支持力度，更好地助推重点区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坚持统筹服务。目前中国已经确立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点区域发展战略，金融机构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规劃引领，针对不同区域的发展定位找準服务发力点，实现服务策略精準化、服务效益最大化。

　　二是要创新服务理念。与传统的板块式和条线式经营不同，金融机构服务重点区域需要加强理念创新，特别是要打破板块和条线边界，加快总分支机构联动和分行间的跨域协同。各分支机构既要做好自己的事，也要共同做好大家的事。

　　三是要打造特色品牌。不同区域的发展阶段不同，即便是区域内部，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也较为突出。金融机构需要坚持特色化服务导向，瞄準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培育、生态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完善等重点任务，聚焦关键领域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形成品牌。

　　四是要加强科技应用。高效提供跨域金融服务，需要依靠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支撑。金融机构通过加强科技赋能，促进科技与业务深度融合，有助於“跨越”行政边界，为区域内的企业和民众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

　　五是要夯实人才支撑。服务重点区域，需要有专业化、複合型的高素质团队，特别是要有本领过强、技术过硬的金融科技团队。金融机构需要进一步加大金融科技人才招募和培养力度，组建面向特定区域的“科技＋业务”跨职能团队，形成项目制运作管理模式。

（註：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