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中美贸易摩擦乃至科技冷战发生的情况下，中国製造业通过智能升级，再度焕发青春，是必然之举

　　目前中国经济的复甦还是更多处於政策驱动的状态，之前是纾困政策，现在是扶持政策，基本还是以政策驱动为主。下一阶段关键的挑战是，怎麼从政策驱动性复甦转向内生增长性复甦。目前宏观政策的部署是比较审慎的，放眼全球，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一旦这些比较审慎的政策效应发挥之后，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内生动能会是什麼呢？

　　笔者认为，下一阶段要想更多转换成内生增长性复甦，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最关键的是要充分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红利：

　　经济转型的红利

　　2013年，中国服务业在GDP中的佔比开始超过製造业，外界普遍认为，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因为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低於製造业生产率增长。但围绕这个问题大家开始担心，从製造业为主到服务业为主会不会有“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中美之间没有军事冷战，但科技冷战是实实在在发生了。因此，通过给中国製造业智能升级，使它再度焕发青春，是必然之举。而随着新科技、新业态的发展，其实服务业也能被赋能，突破传统上的生产率增长的瓶颈。

　　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测算，从2017年底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回升的，而且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比製造业恢复得更快。这可能就是服务业的科技赋能，也逐渐改变了大家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更低的认知。可见，中国从製造业向服务业迁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製造业智能升级，另一方面是服务业科技赋能，两方面结合可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这是经济转型的红利，但这两方面的挑战都相对较大。

　　空间布局的红利

　　说白了就是大城市圈的发展。为什麼提这个问题？笔者觉得在2019年之前，政府高层对於发展大城市还是有颇多顾虑的，主要是担心出现拉丁美洲的“大城市病”，不要裏面出现城中村、出现髒乱差。但后来发觉，其实西方发达经济体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来自城市群的贡献。因此，原来从空间布局上来看，大城市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增量。

　　未来大城市发展至少可以提供这麼几个好处：

　　首先，房地产平稳“转身”。在大城市的周边，只要是城乡的生产要素能够深度融合、自由流动，天然地就会形成很多的功能小镇。这其实给房地产提供了另一个缓衝和发展的空间。这就跟西方大城市周围的一些特色小镇、微型小镇是一样的道理。

　　其次，大城市本身也是个新的增长极。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更多优质的资源汇聚在大城市的周围，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个生产率的提升。

　　最后，财政可持续。政府不想过度加槓杆、过度堆债务，那麼与其一碗水端平、撒胡椒面式地去支持区域发展，不如去支持那些真的有生机、有活力、有产业的区域。这些区域有投入就有产出，甚至有不错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在这样的地区财政是可持续的。那些看起来被抛弃、被疏离的地区，可以有更低的基本层面上的财政保障。事实上，关於财政的未来，关於城市的发展，观念也在发生变化。钱跟着人走，人往哪裏去，钱就往哪裏去。既然人更多地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去大城市集聚，那麼也要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笔者觉得政策思路上的改变必将逐步释放空间布局上的红利。

　　市场开放的红利

　　说白了就是在“内循环”裏面要做什麼。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促进有效投资，其实就是促进民间投资，因为大多数时候民间投资比政府投资效率更高。

　　这次疫情发生后，民营企业生产恢复是最快的，出口恢复是最快的，利润增长受到的衝击是最窄的。归根结底，民营企业有更强的求生愿望，对它们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可能对国有企业只是个好一点差一点的问题。因此，疫情衝击下民营企业在生产、出口、利润表现上更胜一筹。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却不容乐观，利润增长和投资回报还不是一回事，因为各种各样的经营成本可能不成比例地上升。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於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一如既往是非常重视的。中国美国商会最近有个调研，其中一项很关键的数据就是，超过七成的在华美企没有考虑将生产和供应链迁出中国，这个比例甚至比上一次调研时更高。这说明中国在市场开放、营商环境方面做了更扎实的功夫，由此也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对外开放的红利

　　不同於科技“脱鈎”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你会看到一个“挂鈎”的趋势。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準则要求很高，但中国在华尔街上市的企业数量和金额相比去年还是大幅增长；外资配置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大幅增加；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所有权比例控制的步子迈得也是挺大的。为什麼会在金融领域有这种挂鈎的趋势呢？很简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枝独秀的，人民币资产收益是相对丰腴的。

　　笔者觉得这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越是在遇到不利环境的时候，越是推金融开放，而且这是个可置信的承诺。为什麼这是一个可置信的承诺呢？

　　首先，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商品贸易顺差还不错，服务贸易逆差也在收窄，所以总体上经常账户顺差还不错。但贸易逆差的收窄和贸易顺差的超预期增长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未来随着疫情的缓解，医疗物资出口的持续性会有问题，服务贸易逆差也可能重新攀升。从宏观经济学的恒等式，即“储蓄-投资=经常项目差额”的角度来看，未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会收窄甚至转负，这时就更需要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吸引外资。因此，从长远战略方向上考虑，金融开放的大方向是完全确定的。

　　其次，中国的金融开放是融入世界的窗口，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节点。笔者相信，其实外界也相信，在纷繁複杂的国际政经环境下，中国不会贸然关闭这个窗口。正是认为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个可置信的承诺，外资在配置中国的时候，不仅有被动的配置，也有主动的加槓杆。这是对外开放的红利，我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把上述四个方面的红利发挥好，笔者相信未来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更有韧性。资源重新配置，体现在经济转型上的红利，就是製造业智能升级、服务业科技赋能齐头并进，能够延缓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体现在空间布局上的红利，就是大都市圈的发展，集中优势兵力办大事；体现在市场开放上的红利，就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让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空间去同台竞技，相信民营企业家会做出理性的决策，会交出一份有投资效率的答卷；体现在对外开放上的红利，就是在金融领域完全可以走向更加开放，只要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还处於审慎评估、有序放开的状态，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发出可置信的信号，也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仍有空间和红利，下一步怎麼做？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在什麼中枢上运行，沿着什麼轨迹去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於我们自己。未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演化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以我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