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拍卖理论很清晰地告诉大众，只要有一个活跃的买方市场，底价设置越低越好，肯定是价高者得。而且拍卖结果都是对社会具备效率的，也就是说赢家一定是估值最高的人，此时社会福利损失最低\资料图片

　　2020年诺贝尔经济学家颁发给史丹福大学两位师徒教授威尔逊（Robert B. Wilson）和米尔格罗姆（Paul R. Milgrom），获奖理由是“改善拍卖理论以及发明新的拍卖模式”。虽然拍卖无处不在，人人都应该懂一点拍卖理论。可惜的是，个人往往能够聪明地解决生活中的拍卖问题（比如最简单的方法是多收集相关信息），但政府层面往往不擅长处理拍卖问题。

拍卖无处不在

　　除了人人都熟悉的拍卖形式外，例如艺术和收藏品拍卖，上海、香港的车牌拍卖等，很多经济活动在本质上都属拍卖，例如股票交易看上去和拍卖无关，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拍卖。与通常的拍卖有一个固定卖方不同的是，股票拍卖时，同时有无数个买方和卖方在出价和交割。

　　公司和政府採购，通常希望保证质量下价格越低越好，这可以说是一个逆向拍卖。网站上的关键词，广告的排序都是由拍卖价格决定的。Google、Facebook、百度的主要收入也都来源於广告拍卖。

　　同步多轮加价竞拍效果佳

　　任何参加或者了解简单拍卖活动的人，都可以发现竞拍者之间互动的複杂性。但可能也想像不到，各种拍卖其实可以被博弈论完美地描述，并且给出竞拍者的最优出价公式。

　　最早以博弈论思想研究拍卖的威廉．维克瑞（William Vickrey）在1996年获得诺奖，他发现在竞拍者（买家）对商品估值彼此独立的极端情况下，许多不同形式的拍卖，本质上是等价的，或者体现在竞拍者的最优策略，或者体现在拍卖者（卖家）的预期收入上。而且，拍卖结果都是对社会有效率的，也就是说赢家一定是估值最高的人，此时社会福利损失最低。

　　威尔逊考虑了另一种极端情形：被拍品对买家具有共同价值。赢家作为估值最高的人，当然就要採取其他最优策略以避免“赢家的诅咒”，好在拍卖结果仍然是有效率的。

　　当上述两种情况同时出现，或者遇到具备更加複杂特征的拍卖时，此时不同的拍卖机制就会产生不同的预期收入，而且拍卖结果未必是有效率的。威尔逊、米尔格罗姆与合作者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充分的理论研究。

　　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就是用理论改造世界。米尔格罗姆和威尔逊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对拍卖理论深刻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到现实中具体的拍卖机制设计，帮助卖者（政府、企业或社会）获得最高的预期收入，同时实现最有效率（拍卖品落到估值最高的买者手中）的结果。他们发现，过去流行的方法在这种类型的拍卖中常常会遇到竞拍不积极，或者收入低於预期，或者不符合效率的结果。原因在於，以车牌为例，这类拍卖既要考虑车主对车牌的不同估值，也要考虑车牌之间的替代和互补价值，还要考虑车牌先后成交价对估值的影响，以及车主策略性选择在什麼时候出价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因素。

　　他们一边对理论进行优化，使之更接近现实，一边进行拍卖实验，观察结果差异，最终设计出效果最佳（政府预期收入最高，结果最有效率）的“同步多轮加价竞拍（SMRA）”的方案。以车牌为例说明SMRA，竞拍者每一轮对一个或多个车牌分别进行密封报价。每轮结束后，卖方公布每个车牌的最高竞拍价。下轮拍卖的不同车牌的起始价为上轮的最高竞拍价，直到被更高的报价取代。同时，提交新的报价要比目前的报价高5%至10%，但在未来的几轮拍卖中，竞拍者可以撤销部分或全部车牌的报价，直到所有车牌不再出现更高报价时，所有拍卖同时结束。

　　这样的好处是多方面的，密封报价可以鼓励竞拍者真实地反映自己的估值，而每轮公布最高竞拍价即有利於避免“赢家的诅咒”，又可以让竞拍者收集更多的信息，来提高估值的準确性。现实中上海的车牌竞拍两轮同步出价就是这个方案的简化版。

　　1994年美国政府採取SMRA拍卖无线电频谱的收入高达200亿美元，比预计的高出一倍，引起轰动，随后英国效仿，收入340亿美元。从此，拍卖理论家成为各国政府和各大企业的座上宾，SMRA被全球多个国家採用，用於拍卖公共资源，碳排放交易体系，机场的机位与起降时段。搜索公司和科技巨头聘请经济学博士和教授，设计广告拍卖、产品定价和企业经营策略。

　　拍卖底价宜低不宜高

　　威尔逊与米尔格罗姆，以及其他研究者还陆续开发了适合不同特征拍卖物的其他新方法，例如对多个商品打包拍卖用到的“组合价格鐘拍卖（CCA）”方案（简单来说就是先进行多轮加价拍卖，最后来一次密封式拍卖），可以改进SMRA方案的不足。

　　虽然个人往往能够聪明地解决生活中的拍卖问题（比如最简单的方法是多收集相关信息），但政府层面往往不擅长处理拍卖问题。以香港政府卖地为例，1999年採取地产商先密封出价，达到政府的底价成功“勾地”后，再进行公开加价拍卖的方法，由於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地产商出价无法达到底价，导致土地供应急剧减少，楼价急剧上升。政府却是后知后觉，直到2013年才取消“勾地制”。

　　其实，拍卖理论很清晰地告诉我们，只要有一个活跃的买方市场，底价设置越低越好，只有越多人愿意出价，才越可能卖出高价。拍卖理论也同样清晰地说明，涉及公共利益时，拍卖机制一定要综合全盘考虑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可惜，香港政府在不掌握社会实际需求时，只考虑自身利益。表面上设置高价，试图减少地产商的利润，但实际上降低土地供应的做法，反而帮助地产商获得更高利润，造成对社会福利极大的破坏。政府特别需要多了解拍卖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

　　诺奖回归传统令人振奋

　　在过去多年的诺奖预测遊戏中，米尔格罗姆是被提到次数最多的微观理论家，甚至不需要加上“之一”，笔者自己也在这些年裏反覆预测他将与合作者获奖。

　　当下，经济学研究面临重大的挑战，一方面，许多重大的问题亟待经济学家去理解和提出解决方案；另方面，大多数研究都迴避这些问题，“去理论化”趋势明显，流行的是“魔鬼经济学”（Freaknomoics），“可爱／滑头经济学” （Cuteconomics），甚至“巫毒经济学”（Voodoo-economics）。在去年争议颇大的诺奖公布后，感觉更加强烈。

　　上述听上去好玩，论证过程“聪明”，但对现实重大问题完全迴避的经济研究，不断登上顶级期刊并频繁获奖。

　　这让我们感叹，难道米尔格罗姆这样的顶尖理论家彻底被遗忘了吗？诺奖的传统是奖励二十至三十年前做出的改变经济学思想的“基础研究”，难道要让步於当前热门吗？今年的颁奖结果回归传统，整个经济学学术圈都兴奋。我们永远无法达到他们的层次，但是高山仰止才是这个学科最吸引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