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经验的镜鉴，不局限於表面的相似类比，还需深入到底层的逻辑规律。1913年前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受益於“外循环”而不受制於“外循环”，关键是长期聚力并以合理次序推动了“双升级”；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辅之以方向準确的投资，进而激活消费升级，在供需两端启动“内循环”的自我强化，最后再以“内循环”去重塑“外循环”。面对全球化的历史性困局，2020年的中国与1913年前后的美国高度相似，由此中国“双循环”也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

　　以产业升级为先导，迈向价值链中上游。笔者认为，“产业升级”这一庞杂的概念，最终可以归结为两大核心问题：1）生产什麼；2）如何生产。从这两个维度来看，1913年前后，美国产业体系完成了双重质变：

　　其一，优势产品高附加值化。19世纪，美国在全球产业体系下的比较优势长期停留於低附加值的原材料，但依讬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进步，1900至1913年美国在全球工业製品领域（当时的高附加值领域）佔据了新优势，其工业製品的出口逐步超出原材料出口及工业製品的进口，显著提升了附加值视角下的贸易盈余，使美国跃升至全球价值链的头部。

　　其二，生产方式现代化。为了最大化发挥技术进步的红利，这一阶段美国的生产组织形式发生了软、硬层面的同步进化。从硬件方面，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当时的先进业态）加速转变，1900至1910年出口产品的资本／劳动比率较1890年大幅提升。从软件方面看，“福特制”、“泰勒制”和流水线迅速普及，以大规模生产的方式扩大了美国在高附加值领域的产业优势。

　　激活消费升级，形成供需两端的良性互动。产业升级为消费升级奠定了两大基础。得益於大规模生产，居民能够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享受汽车等高附加值商品。“高薪低价”的剪刀差，从根本上夯实了居民的消费能力，但收入不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唯一因素，还需要适宜的消费场景和消费习惯作为“催化剂”，系统性地提升居民消费倾向。在该阶段中，两种投资恰好填补了这一短板，以网络化的方式迅速普及新的消费场景。

　　反全球化困局待解

　　当前全球化浪潮所陷入的困局，看似是由特朗普政府政策转向、新冠疫情衝击等一系列“黑天鹅”引致的意外之变，实则是历史因素层层累积后的必然之果。从全球来看，过去数十年，部分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未能处理好内部的红利分配问题，导致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推动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进而从全球化的领导者转向“退群者”，全球化体系亟待新一轮重构。从中国角度来看，一方面，改革开放四十余年间，中国向全球分享自身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但是另一方面，要素驱动型的粗放式增长已经难以持续，较低水平的对外开放边际效益递减。中国对外开放亟待走向更高水平，以新方式满足自身高质量发展需求，并对全球经济产生可持续的正向外溢。

　　针对上述形势，“双循环”新格局有望为高水平开放构建“外题内解”的解题路径。展望未来，阻碍中国开放的桎梏主要在外部：一是意愿问题，既在逆全球化思潮氾滥之际，如何让全球经济愿意更加深度地接纳中国；二是方式问题，即在原有经贸体系破碎之时，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接纳中国。

　　针对上述问题，“双循环”通过向内发力，实现向外突破。一方面，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与全球体系缔结新纽带。另一方面，以自身产业升级加速区域一体化，以此构建融入全球化的新支点。中国“双循环”新格局，虽然以“内循环”为主，但并不是“闭关自守”，而是由内而外地拓展高水平开放的新空间。基於“双循环”产生的新纽带和新支点，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全球产业链升级、区域化和新一轮全球化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系统，成为全球经贸体系和治理格局走出历史困局的关键引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