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自去年修例风波、黑暴之后，今年再遇上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打击之下，香港经济遭受重创

　　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出台关於特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此举不仅令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关係更加顺畅，更有利於特区政府集中精力维护社会民生福祉、恢复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是，如果香港能藉此契机，通过改革、开放，以此寻找新角色、新定位，将有助於推动香港重新出发。

　　纵使香港经济遭受重创，但部分将议会玩弄於股掌之中的反对派议员，仍坚持用“拉布”的方式来进行“揽炒”，在立法会中拖延各项议程，导致有利於香港民生福祉的法案迟迟未能通过，严重影响了正常立法工作的进行。更有甚者，个别议员为了自身政治私利，更呼籲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制裁香港，冀将香港推入无底深渊。

　　让爱国者治港，是“港人治港”的基本要求，也是香港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问题不会偏离正轨的根本保障。为拨乱反正，全国人大常委会近日通过了《关於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决定》，任何宣扬或者支持“港独”者经依法认定后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资格。紧随全国人大的决定，香港特区政府也宣布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郭荣铿、郭家麒和梁继昌四人即时丧失议员资格。

　　笔者相信，全国人大此举，将能令香港特区的行政立法关係更加顺畅，特区政府可以提高施政效率，更加专注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这是继香港国安法之后，又一项拨乱反正、顺应民意，推动香港再出发的举措。

　　过去一年的修例风波反映出，不仅法制、土地、房屋、就业等深层次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香港特区政府现有的谘询架构和市民参与模式，亦须及时革新。未来，香港特区政府若能通过此次契机，推动香港推动进一步开放，以开放促进创新，以创新倒逼特区政府、社会各界进行改革。

　　香港的开放和改革并不是什麼新鲜事。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任港督麦理浩就已实施对外开放，不单向欧美国家开放金融业和工业，亦重视向中国内地开放，更曾於1979年应邀访问北京等地，成为“二战”后首位官式访问中国内地的港督，以此推动两地的进一步交流与合作。麦理浩对外进行开放，对内进行十年建屋计劃、开发新市镇、成立廉政公署、推行九年免费教育、设立郊野公园、兴建地下铁路等改革措施，为香港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及国际大都会，奠定重要基础。

　　当前的香港，更须开放，不单向国际开放，亦要同时向内地开放，同时向全球人才开放，并於本港内部增强开放心态、凝聚开放共识，以促使香港突破改革樽颈，推动香港再出发。

　　其一，香港应进一步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当前，全球经贸秩序将面临重大转变，再加上中美关係每况愈下，香港若继续只重视“欧美化”，优势将转为劣势。故香港可转为考虑国际经贸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挖掘新机遇。譬如，香港特区政府应积极考虑参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为香港向外开拓更多经贸合作机遇。

　　香港亦不应忽略“一带一路”沿线的非洲国家发展前景。非洲国家在数字经济、智慧城市、5G等新领域发展甚为迅速。资料显示，未来三年，非洲网民规模可达到约8亿人，并预计两年后，智慧手机在非洲的渗透率将高达73%，每年国内生产总值能增加3000亿美元。这对於香港而言，既可增加前往非洲国家投资，亦能吸引非洲创科企业前来香港上市，巩固和发展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其二，香港应向内地开放更多专业行业。随内地经济快速发展，不少行业发展已达乃至超过国际水準。譬如，在医疗行业，中国医护人员曾对逾百个国家、世衞组织提供过紧急援助。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内地开发的试剂，更已在全球数亿人的庞大样本中被证实藥效。况且，数十万名在内地工作、生活的港人，亦已习惯於内地接受医疗服务。故若能引进具有国际水準、通晓英语和粤语的内地医护人员，不单有助香港对抗新冠疫情，亦有助市民接受更多、更全的医疗服务。

　　开放教育行业的意义更为深远，特区政府应考虑进一步开放教育，引入更多元办学团体，鼓励内地背景的办学团体在港办学。从需求来看，香港家长普遍高度重视教育质素，培侨书院、福建中学等学校，每年均能吸引数千名小一新生报名，竞争不足两百个学位，部分高质素的内地背景办学团体若在本港办学，亦能给家长、学生们提供更多入学选择。

　　其三，香港特区政府应加大对人才的开放政策。美国吸引人才的政策深值参考，在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前，每年都发放8.5万个H-1B签证，供全球人才申请。其中两万个签证是给持有硕士或以上学位的人才申请，其余的则只需持有本科学位即可。事实上，要发展经济、创新产业，需要各个层次的多元人才，而非仅靠博士和博士后人才。美国的吸引人才政策，可以从全世界60亿的人口中，招募各类优秀人才为其所用，共同创造“美国梦”。

　　对此，香港特区政府若能重新审视当前入境政策，借鉴美国的J-1短期交流签证、H-1B签证专业技术工作签证和企业高级行政人员的L签证等入境政策，让来自全球各国、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企业高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等，能在香港短期甚至长期工作，让更多人才来创造“香港梦”，解决本港人才缺乏问题。

　　其四，特区政府官员需要有更加开放和创新的心态。一方面，政府官员需放弃制度自满的意识。官员紧抱“小政府、大市场”政策，常将“行之有效”挂在口边，惟行之有效并非代表就是最好，更非代表不能改善。正如美国製片人David Stutman所言，“Complacency is the enemy of progress”（自满是进步的敌人），若然特区政府官员继续保持优越感，对香港身处的结构困局后知后觉、乃至茫然不知，且问题出现时，只懂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无疑会错失众多发展契机。

　　另一方面，特区政府及香港社会需持容错、试错心态。当前，“重风险、轻创新”的保守心态，不仅存在於特区政府，也存在於各监管、公营机构以及多数本地的大企业。皆因上述部门平时顺风顺水，普遍不愿意冒风险创新，且香港各界对出错非常苛责，如果一犯错就永不翻身，谁也不愿意“试错”。在上述心态下，令香港在创新路上长期落后於人，要改变现状，特区政府须敢行、敢做、敢试，才能有新突破。

　　若然说麦理浩的改革开放是筚路蓝缕，那麼，当前香港的改革开放要的是披荆斩棘，尤其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取消部分反对派议员资格的决定之后，香港各界若能以“已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的开放心态，奋楫不息、登山不止，相信香港未来可以大乱之后大治，重新再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