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分析指，一旦疫苗获推广，楼市的高景气度会给中国经济注入更强动能/中新社

　　展望2021年，预计随着新冠疫苗的推出和推广，中国经济在全球“一枝独秀”的程度面临弱化。考虑到逆周期政策过早退出可能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意外衝击，2021年中国货币和财政政策仍需保持一定力度，正常化需适时审慎推进。

　　明年一旦新冠疫苗得到大面积推广，美国会出现快速的生产修复（一如今年的中国），同时服务消费也会强劲复甦，房地产市场的高景气度也会给经济注入更强动能。届时，美国可能出现较为明显的通胀压力，财政、货币政策有所回撤。考虑到民主党并非横扫两院，新一轮财政刺激方案或需要打个折扣，以及美联储採纳平均通胀目标制的“改弦更张”，2021年美国货币宽鬆或将具有相对较强的持续性。这一组合或许有利於美债收益率保持低位，而低实际利率又对黄金价格形成支撑，笔者对2021年黄金价格并不悲观。

　　新冠疫苗获推广后，中国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反弹，但是需要警惕一段时间内储蓄率持续处於高位的可能性。2020年三季度，在疫情得到控制接近半年后，央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反映的储蓄倾向，依然处於高位。此外，中国的生产修复已经非常充分，对企业的政策扶持面临退坡。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中国的宏观政策本身还是比较克制的，不管是广义财政预算的安排，还是新一轮信用扩张，幅度都要弱於此前几轮周期。在此情况下，如果货币、财政政策正常化来得太快，经济走弱可能也会来得较快，这是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所在。

　　2021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关键挑战是，如何从政策驱动性复甦转向内生增长性复甦？笔者认为，下一阶段要想更多转换成内生增长性复甦，促进更高水平的“双循环”，最关键的是要充分释放资源重新配置的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红利：

　　一是经济转型的红利

　　2013年，中国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佔比开始超过製造业。一种非常普遍的观点认为，中国潜在增长率会下降，因服务业生产率增长是低於製造业生产率增长的。但围绕这个问题大家开始担心，从製造业为主到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中国会不会有“过早去工业化”的问题。而且，现在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口，中美之间没有军事冷战，但科技冷战是实实在在发生的。因此，中国製造业通过智能升级再度焕发青春，是个必然之举。这也是“十四五”规劃建议提出“提高製造业佔比”的重要背景。

　　随着新科技、新业态的发展，服务业似乎也能被赋能，突破传统上的生产率增长的瓶颈。新冠疫情突如其来的爆发，更是加剧了中国经济形态的“裂变”。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测算，2016年之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回升的，而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也出现了同步回升。这可能就是对服务业的科技赋能，也逐渐改变了大家对服务业生产率增速更低的认知。可见，中国从製造业向服务业迁移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製造业智能升级，一方面是服务业科技赋能，两方面结合可以使中国的潜在增长率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位置上。“十四五”规劃建议提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加快数字化发展”，正着眼於此。

　　二是空间布局的红利

　　其实就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西方发达经济体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经济增长来自城市群的贡献。比如，美国在1920年至1950年的城镇化率是提升很快的，但主要的驱动力是单个城市的规模扩张；1950年至1980年在这新一个三十年中，城镇化率上升得更快，但主要驱动力是大城市和城市群的发展。同一阶段，日本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因此，从空间布局上来看，大城市实际上发挥着越来越多的作用，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增量。

　　而且，未来大城市发展至少可以提供几个好处：首先，房地产平稳“转身”。在大城市的周边，只要是城乡的生产要素能够深度融合、自由流动，天然地就会形成很多的功能小镇。这其实给房地产提供了另一个缓衝和发展的空间。其次，大城市本身也是个新的增长极。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更多优质的资源汇聚在大城市的周围，它本身就会带来一个集聚效应和生产率的提升。最后，财政可持续。政府不想过度加槓杆、过度堆债务，那麼与其一碗水端平、撒胡椒麵式地去支持区域发展，不如去支持那些真的有生机、有活力、有产业的区域。这些区域有相对不错的投入产出比，所以在这样的地区，财政是可持续的。而那些看起来被抛弃、被疏离的地区，可以有更低的基本层面上的财政保障。关於财政的未来，关於城市的发展，政策导向也在发生变化，“十四五”规劃建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就是个重要转变。钱跟着人走，人往哪裏去，钱就往哪裏去。既然人更多地选择去大城市发展，去大城市集聚，那麼也要为大城市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政策思路上的根本改变，尤其是土地和户籍制度上的适时鬆动，必将逐步释放中国空间布局上的红利。

　　三是对内开放的红利

　　在“内循环”裏面要做什麼？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拓展投资空间”，其实就是促进民间投资。这次疫情发生后，民营企业生产恢复最快，出口恢复是最快的，利润增长受到的衝击是最窄的。归根结底，民营企业有更强的求生愿望。但民营企业的投资回报却不容乐观，因为各种各样的经营成本可能也在不成比例地上升。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於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十四五”规劃建议提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建设高标準市场经济”，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一如既往是非常重视的。未来中国在市场开放、营商环境方面做出更扎实的功夫，能够真正提升内循环质效。

　　四是对外开放的红利

　　不同於科技“脱鈎”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中美之间甚至存在逆势“挂鈎”的趋势。从数据上来看，虽然美国对上市公司的会计準则要求很高，但中国在美国上市的企业数量相比去年还是明显增长。外资配置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也在大幅增加；中国向外资企业开放所有权比例控制，也迈出了很大的步伐。为什麼会在金融领域有这种挂鈎的趋势呢？很简单，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枝独秀的，人民币资产收益是相对丰腴的。

　　中美之所以在金融领域出现挂鈎的趋势，背后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越是在遇到不利环境的时候，越是推动金融开放。市场倾向於认为这是个可信的承诺。首先，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商品贸易顺差还不错，服务贸易逆差也在收窄，所以总体上经常账户顺差还不错。但往后看，服务贸易逆差的收窄和商品贸易顺差的超预期增长可能是不可持续的。未来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可能会收窄甚至转负，这时就更需要从资本和金融账户下吸引外资。因此，从长远战略方向上考虑，中国金融开放的大方向是完全确定的。其次，金融开放是中国融入世界的窗口，是构建“双循环”的关键节点。基於上述考量，在纷繁複杂的国际政经环境下，中国不会贸然关闭这个窗口。正是认为中国的金融开放是个可信的承诺，外资在配置中国资产的时候，不仅有被动配置的成分，也有主动地加槓杆的成分。

　　把上述四方面的红利发挥好，笔者相信未来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更有韧性。资源重新配置，体现在经济转型上的红利，就是製造业智能升级、服务业科技赋能齐头并进，能够延缓中国潜在增长率的下行；体现在空间布局上的红利，就是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集中优势资源办大事；体现在对内开放上的红利，就是进一步开放市场准入，让民营企业家有更多的信心、更多的空间去同台竞技，相信民营企业家会做出理性的决策，会交出一份有投资效率的答卷；体现在对外开放上的红利，就是在金融领域完全可以走向更加开放，只要中国的资本项目管制还处於审慎评估、有序放开的状态，进一步扩大金融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发出可置信的信号，也会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