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开年不到一个月，深沪杭等内地一线城市就推出更加严厉的楼市新政，目的据说是要把刚刚露头的房价上涨苗头扼杀在萌芽之中。比如，杭州市政府就宣布了“五年限售”等措施，上海也收紧了对“假离婚”的认定标準，而各地都对房贷的放贷标準加以清理，试图从资金来源上减少对住房的需求。

　　其实这些政策，与这些年来的限购限价一脉相承。其核心要旨就是利用户口制度对消费者的身份识别，推出价格歧视政策。这种价格歧视在经济学上并非新鲜事物，本科生的课堂上就讲过多次，在现实世界中也早有实践。比如你买火车票就需要实名认证，给学生的优惠票价，可以和成人票价不同。不过，学生不能因此而转卖火车票牟利，因为实名认证的缘故，成人拿着转买来的学生票是不能乘火车的。

增加供给才是癥结

　　现在的楼市限购政策中，对新房做了一定限价，使得新房变成了火车票裏面的学生优惠票，同时又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买到低价新房的人转售，所以低价新房成为一个牟利工具，不管你是不是真的需要住房，摇号去买新房总是一个合适的选择。於是，“房住不炒”的政策衍生出一种新的炒作方式，明显上升的新房价格被人为抑制住了，但大量资金集中到“冻资摇号”的狂欢中，乐此不疲。我们在股市上推广註册制，试图消灭新股发行中的所有弊端，在楼市上却被再一次建立起来。新房类似於新股，买到即赚到。在这样的预期下，房屋质量和实际住房需求都让位於对差价的渴求。难道这不是一种新型的炒作？“房住不炒”变身为“新房要炒”。

　　限价，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政策措施，但其效果往往并不好。八九十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对商品价格有着大量的限制措施，於是形成了所谓的价格双轨制，滋生了大量的腐败行为。如果大家看看年初刚刚播放的电视剧《大江大河》，以及再早一些时间播出的时代剧，比如《温州一家人》、《鸡毛飞上天》，都对这个价格双轨制有过生动的描述。价格双轨制并没有能够抑制住物价的上涨，最终让中国市场经济走向平稳的还是生产供给能力的提高。今天我们不再抢购电视机电冰箱，是因为我们有了足够多的产能。

　　那麼房价能够通过行政性的限价措施永远不上涨吗？显然也不能。如果我们不能通过产能的提高增加供给，那麼所有的限价最后都会通过市场机制而归於失败。

　　如何才能增加住房供给能力呢？其实并不複杂，办法有很多，并不仅限於增加土地供给，多造房子。假设我们现在放开上海的户口限制，允许长三角那几个人均GDP相差不多的城市互认户籍，仿照欧盟建立一个“长三角共同户籍”，实现人口的有限度自由流动，让这些城市人口和上海户籍人享受同等的社会福利，比如长三角的学生统一高考模式和分数线，长三角的医保标準统一并统筹账户。那麼原来的上海户籍的福利优势不再成立，也就相当於把原来全部的长三角住房供给量（往往和户籍联繫在一起）变成了未来的上海住房供给量。这样一来上海这个一线城市住房供需矛盾就会相对缓解。当然，这样的设想一定过於简单，实际操作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细化方案，但是增加供给的方向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