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全球面临传统的劳动关系重构，例如人工智能替代、机器人作业、职业技能转型等，成为科技创新的衍生问题。

　　科技竞争已成为全球大国竞争、企业竞争的核心，科技创新无疑是其中的核心驱动力。不可否认，科技创新本身就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挑战性，将可能面临许多未知的和失败的风险。因此，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不仅要强化政府在基础研究与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而且应清晰公私部门的角色分工与发展定位，并正视自主创新活力衰退、人工智能等现实问题。此外，全球协作也是解决科技创新国际风险与全球经济发展失衡的重要基石。

　　西方古典经济学对政府的角色持相对保守的意见，政府的角色被赋予“看得见的手”，或被视为“守夜人”或“看门人”。但现实的发展中，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在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不可替代，即使是以自由和开放经济著称的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政府的职能也从未缺位。主要从三个层面来看：

　　一是国家往往更聚焦最具挑战性的科技前沿。例如，在涉及到诸如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卫星、人工智能等重大科技领域，国家的全局性和战略性是重要的基石。

　　二是政府在科技创新担负着前瞻和统筹的重要职责，政治家和科学家的共识极为重要，政府的科技创新产业政策需要吸收科学家的建议，双方的互动极为关键。

　　三是政府拥有创设科技创新体制机制运转的特殊功能。政府通过更为前沿的科学政策以创造更加充分更加丰富的就业机会，实现前沿的科学需要专门的机制，科学进步是政府必须关心的问题，是政府改善国民福祉的关键。

　　由于科技创新本身涉及到前期投融资、科技成果转化、市场运作以及企业生命周期等，单纯依靠政府的角色仍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前沿科技创新研发的风险预判、财政投入的收益平衡和效用最大化、科技项目管理的效率等如何让政府、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及社会共同融入科技创新，既涉及到角色分工，也涉及到科技创新本身的价值观和未来方向。对此，除了“有为政府”和有效的科研管理，还需要公私部门共同参与其中。

　　创新过程中的角色分工

　　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分工问题非常关键。通常我们认为美国的科技创新实力强大，一些代表性的美国科企均是全球跨国公司的排头兵，数据上也可证明这一点。如苹果宣布未来五年科研投入达4500亿美元，而美国政府的科研投入为2500亿美元，但私营研发也存在溢出效应、专属私营研究和发展滞后三个局限性。私营研发没有充分投资于更具创造性的研究，如细胞和基因疗法，更倾向于产业开发和产出效益的纬度，公共性十分缺乏，这就可能带来新的公共卫生医疗和健康危机。久而久之，便会异化科技创新的本质，演化为拥有技术垄断、资本无序扩张等新的问题，破坏科技创新的生态。

　　另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美国严重缺乏制造资源，这主要是科技企业、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挤占了制造业，美国制造设施的短缺使得私营研发无法扩大制造，也无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私营研发的关注点更多是在自身的产品和市场，一些涉及到公共卫生健康、复杂科学及气候变化方面的科技就相对薄弱，而这些科研项目本身的风险较大，风投机构并非乐意参与其中。同时，私营部门的技术垄断和安全漏洞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全球主要国家均对此加强了监管，以更好地引导科技造福人类的价值观，平衡好商业利益与公共福利的关系。

　　考虑到私营研发的局限性问题，公共研发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公共部门在研发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升生产率，创造广泛的经济增长和充满活力的就业市场，而且能够改善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如美国联邦政府从1982年开始支持的“小企业创新研究项目”（SBIR）就充分释放了科技创新活力，资助大量初创企业发展，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在1981年推出的“先进技术伙伴关系”（ATP）促进科技成果向经济转化。与此同时，公共研发也面临高风险：一方面是科技的应用边界和国际化，需要平衡好技术安全和数据安全；另一方面是科技的加剧竞争、知识产权纠纷等存在的涉外法律、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从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科技研发看，跨国企业的科研投入主要聚焦于自身的产品、消费和市场领域，公共研发则更具重视中长期研究项目。但随着一些跨国企业设立的基金会开始履行社会责任，如盖茨基金会就陆续投入数十亿美元加大对“全球健康发现合作实验室”、“结核药物加速器”项目、新冠疫苗研发等，以应对全球健康挑战和公共卫生危机。整体看，公共部门在涉及到公共卫生医疗、生命健康、生态保护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政策应有所作为，既要尊重科技创新的客观规律，也要符合人伦道德、法律规范以及国际共识。

　　重塑社会自主创新活力

　　显然，美国科技创新的政策产生了巨大的综合效应，保持了美国在许多科技前沿长期的领导地位，但不可避免也开始出现一些弊病。过去美国将大量的科研资源投入到超级明星城市，知识型经济的转变引发了跨地理区域的收入差异。长此以往，美国的内部流动性两极分化现象十分严重，造成了不平等扩大的趋势，传统的落后产业会逐渐因科技创新发展而衰落，新兴的产业会不断涌现，如底特律汽车工业的凋落和“硅谷”的崛起，印证了科技创新的“双刃剑”作用。

　　从美国经验教训看，科技创新的产业政策有其正面意义，也有一些显而易见的副作用。如科技创新城市土地价格、房地产租金的快速上涨，知识密集型经济对中低端劳动力的“排挤”等。社会自主创新活力的下降，也预示着科技创新的动能有所减弱，制约了经济增长的发展前景。全球经济持续放缓、社会活力不足以及企业的竞争加剧，新的经济生态、新的业务模式给国家、社会企业和个人的科技创新提出了共同的难题。

　　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教授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衰退的原因是创新在总量水平上的严重损失，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下降。诚然，技术本身处于一个日新月异的变迁之中，科学前沿和创新发明不断涌现，而技术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和正外部性也受到了新的挑战，应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的政策环境和生态建设。

　　由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出现，许多的工种正被这些先进的智能设备所替代，如传统的制造业、手工业以及部分服务业等，不约而同受到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厂房和建筑行业中，更多的机器人在其中工作，劳动力边际效益产品下降，从而使工资降低。现实来看，全球面临传统的劳动关系重构，如人工智能替代、机器人作业、职业技能转型等成为科技创新的衍生问题。因此，经济学除了关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本身，更需要重视个体的创造性、团队协作共享以及社会的包容，营造良好的自主创新氛围。

　　逆全球化不利科技创新

　　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再次印证了全球合作的重要性，并对“逆全球化”思潮以有力回击，无论是全球防疫、产业链互补、疫苗研发，还是全球经济与金融政策合作、全球经济复甦等，均有赖于国际合作，否则疫情防控和经济复甦将可能出现更多的“短板”以及未知的不确定性。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在《利益相关者》一书所提出的，由自利目标和短期利益驱动的经济发展体制决定了全球经济发展必然是不平衡、不可持续且危机四伏的。

　　因此，以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来说，一种更具包容性、更加可持续的模式是有可能实现的。未来的科技创新或竞争同样应寻求国际合作，人工智能的兴起、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自身的技术安全漏洞、知识产权纠纷和公民隐私信息洩露等新的风险陆续出现，并且由于全球互联和产业链的国际化，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和协调，为全球疫情防控和经济复甦提供支撑。（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机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