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滴滴上市失败成为焦点之后，联想如今又站在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如何看待联想，如何看待一个时代的企业和企业家，或许也应该给出一个“历史决议”。可以说，联想的困境，是一代中国企业的困境；柳传志的困境，也是一代中国企业家的困境。把一个“摸着石头过河”时代发展起来的企业，拿到现在的标准里衡量和审判，一定是充斥着“原罪”。

　　我们该如何对一个时代兴师问罪？尤其是对于一个转型国家，法治化仍然在进行时的转轨社会，对于那些在边缘和灰色地带获取“改革红利”的企业和企业家来说，我们该如何定义这些特殊阶段的行为。如果我们对那个时代清算，谁该为当初的设计和承诺负责？如果我们与那个时代和解，那么又该如何对这一个时代交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违法违纪的行为，在时代遮掩的原罪里“法不责众”。即使没有违法违纪，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一个富贵显赫的家族，应该对自己有更高的标准。企业家必须认识到，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当一个家族的财富只是一种纸面数字的时候，就需要关心更多人的命运，就需要担当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因为，在现代社会里，财富和货币的本质并不是独自的占有，而是一种与其他人的关系链接。这个关系，首先体现在排他性，对于私人财富来说，一个人或一个家族的占有，就意味着别人排斥在外。在蛋糕很难持续做大的情况下，世界的资源就这么多，如果某一部分人占有太多，其他人分配的太少，怎么可能会天下太平？

　　其次，财富意味着一种潜在的交易关系。现代财富往往以货币和金融资产的形式存在，但货币和金融资产作为一种数字和契约，不能吃不能喝，并不能带来真正的效用。财富和货币要转化为真正的效用，必须要与他人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购买商品和服务）。这意味着，巨额的财富，就是一种强大的潜在对他人劳动价值的占有权力，这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基本游戏规则。

　　因此，大企业、大家族对社会和他人的关心，其实就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思维。企业越大，家族财富越多，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就越大，同时对外部环境的依赖也就越大。试想一下，如果整个社会因为贫富分化过大而充满斗争和冲突，企业如何安身，家族再多的财富又如何与他人进行价值交换？

　　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联想的困境在于，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时代的原罪，我们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做出判决？

　　为什么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一个在那个时代积极引进外资，积极用好国外资源的企业，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走出去，走国际化道路的企业，在这个时代摇身一变为帝国主义的买办，国有资产流失的罪人？

　　而联想似乎也活在过去那个时代，那个争当先富、抢抓耗子、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浑水摸鱼”的前现代蒙昧状态的小企业。或者说，联想虽然借着时代的东风，做到了世界翘楚，但它的心智、气度、格局，是否有着相应的提升。拿着上亿年薪的管理层，是否关心过中国那月收入不到1000元的六亿人？

　　造福一方、利他主义的“乡绅文化”当然已经作为农业文明的古董埋在了故纸堆，但改革年代因为效率牺牲的社会生态如何修补？

　　尤其是“一切向钱看”，权利崇拜，急功近利等带来的精神伤害和戾气累积该如何治愈。否则对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的审判，竟然由另一个时代的“跳梁小丑”来完成，而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器？

　　而且面对质疑和责难，几乎一直处于一种近乎失语，甚至要名誉保卫战的状态。若无亏心事，何以至此？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谁来作为审判企业是否违规违纪的主角？

　　新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共同富裕的话语已经深入人心。时代变了，社会演化的客观规律，并非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农业文明的乡绅文化已经作古，商业文明的慈善和公益事业应该如何建立？如果说小企业、小商人，以及大部分普通人可以精致利己主义，但是像联想这样的大企业，就不能对社会的诉求无动于衷。除了就业和税收之外，还可以在三次分配上做出一番努力。更何况，它让人质疑的财务结构，过高的负债率，是否隐含着潜在的社会风险，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是那句话，量变带来质变，当一个企业大到一定程度，它就具有社会企业的性质。

　　这就是联想的困境，柳传志家族的困境，也是中国一代企业、企业家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