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美国的CPI数据连续数月达到5%以上，其中10月份CPI和核心CPI分别达6.2%和4.6%。\法新社

　　目前，政策与市场的共识在于全球经济处于稳步复甦进程，但由于此次疫情持续的时间较长，大规模刺激政策不仅引发通胀高企及风险资产价格飙升，而且对经济复甦带来新的挑战。政策与市场对后疫情时代的预期判断存在不确定性，过高估计与过于悲观的预测交织，映射了全球经济在未来数年真正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仍存在的衍生风险和次生风险。

　　当前全球疫情波动与经济复甦走势向好：

　　一方面，全球疫情趋于基本稳定，全球经济大体上处于持续修复当中。疫情严峻形势得到缓解，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疫苗接种率均已达到70%以上，部分发达经济体的疫苗接种率超过80%，新兴经济体的疫苗接种率也普遍达到了30%-40%左右，部分新兴经济体则有望达到60%以上。由于疫情仍是左右全球经济复甦的最主要因素，疫情的变化与经济复甦的趋势几乎是同步的。世界银行在今年10月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将达5.6%，世界贸易组织（WTO）预计，全球经济产出（按市场汇率计算）预计将在2021年增长5.3%。全球经济因疫情稳定和贸易韧性而大致上处于稳步修复阶段。

　　另一方面，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已经基本修复到疫情前的水平。OECD（经合组织）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经合组织地区2021年三季度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新冠疫情前的水平，经合组织地区的GDP在2019年四季度至2021年三季度之间增长了0.5%。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10月份全球制造业PMI（采购经理人指数）较9月微幅回升0.1个百分点至55.7，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制造业PMI分别达到60.8、53.2、57.8、57.8和61.1，均位于荣枯线以上，产出缺口进一步缩小。部分发达经济体逐步开放边境，国际航空、旅行等加快修复，有助于推动经济复甦。

　　然而，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甦也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一是全球疫情局部扩散态势导致边境开放存有较大风险

　　虽然说全球疫情在经历两年多时间后出现了缓和的趋势，但是全球疫情并未正式宣布结束，Delta病毒和Omicron毒株加剧了疫情扩散态势。在全民未能免疫和疫苗加强针等推广还未实现有效覆盖的背景下，各国和地区对疫情放宽仍需保持谨慎，否则很难经受住多次局部疫情冲击对经济修复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疫情局部扩散时有出现，境外输入压力仍不可放松，边境口岸出现的疫情风险尤为突出，有待于未来疫情完全得到控制。全球要实现全部开放边境的时间线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目前出现的Delta病毒和Omicron毒株传播快、范围广，对各国防疫和疫苗接种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是全球供应链短缺对通胀带来的持续影响仍不可小觑

　　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全球供应链短缺还有其他非疫情因素在影响。数据显示，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数据连续数月达到5%以上，其中10月份CPI和核心CPI分别达6.2%和4.6%，欧元区消费者物价指数（HCPI，调和CPI）数据同样在走高，欧元区10月HCPI和核心HCPI分别达4.2%和2%，通胀压力较大。同时，通胀不仅在消费端体现较为明显，而且在生产端的走势颇高，能源价格上升和供应链瓶颈使得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持续走高，美国10月公布的PPI数据更是创下近十年新高，同比达8.6%。美联储认为通胀的“暂时性”描述已经不合时宜，推高通胀的因素将延续至2022年。

　　三是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退出带来的外溢效应

　　美联储近期在货币政策调整方面逐渐“转鹰”，开始释放出提前结束Taper（减少购债）和加息的预期信号。鉴于通胀数据的持续上升，英国央行可能会在本月或2022年初开启加息计划，加拿大央行也释放了提前加息的政策信息。如一旦出现回归正常化的举措就意味着全球流动性拐点的出现，作为全球主要货币的美元流动性收紧对新兴经济体的汇率、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大宗商品价格等都会带来显而易见的影响。一方面，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释放的流动性过大，退出的难度和节奏并无可靠的参照系，更加谨慎的操作意味着全球经济复甦的前景仍会有一些扰动，若出现政策操作失误会破坏复甦前景；另一方面，其他国家对于发达经济体刺激政策退出的外溢效应所采取的政策选项并不十分充分，除了被动加息和承受输入型通胀，部分新兴经济体很难有其他的对冲工具。

　　未来重点关注的三大市场风险发展趋势：

　　一是新兴经济体多轮加息带来的负面效应在加剧

　　今年3月以来，巴西、俄罗斯以及墨西哥、波兰等都进行了加息操作，以此应对更大的通胀压力。积极的因素在于疫情前后许多新兴经济体增加了外汇储备，并在汇率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处理汇率风险和流动性的政策工具也有了创新，这也使得大国政策调整的外溢风险在降低。发达经济体将陆续开启加息周期的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本身已经承受了较高的加息压力，使得国内信贷融资成本抬升、本币贬值和偿债付息压力剧增，未来的经济复甦很难得到更快的修复，特别是对于资源国而言，汇率贬值意味着出口商品的价格调整，而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则可能带来出口的综合收益下降，依赖工业品进口的成本上升，最终将可能不利于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

　　二是国际金融资产价格未来的调整压力或将比较大

　　疫情期间，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的资金除了进入到传统的资本市场，还有一些资金通过加密货币交易、特殊目的公司（SPAC）及直接上市（DPO）等进入到新的市场。截至2021年上半年，全球380只SPAC新股集资超过1400亿美元。据统计，全球加密货币市场的价值突破3万亿美元。这些新的投资模式普遍存在高估值和高流动性特征，价格极易出现较大的波动和潜藏投机风险。目前市场对于美股市“牛市”的担忧和大量散户资金涌入形成鲜明对比，市场对资产泡沫破灭的预期不一，反而使得加密货币资产价格、垃圾债价格等风险资产大量增加。如果2022年美联储加息如期落地，美元流动性收紧，市场恐慌情绪上升，许多风险资产价格的泡沫很可能会被刺破。

　　三是绿色转型和能源结构转型可能带来新的挑战

　　目前全球每年排放的二氧化碳已接近400亿吨，是1950年的七倍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来自化石燃料燃烧。由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并不一致，绿色转型和能源结构调整并不同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0年，排名前十五位的碳排放国家中，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韩国、英国和法国已经实现碳排放达峰。根据OECD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碳排放达峰国家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个。新兴经济体国家如中国、印度、越南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均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达峰，面临能源结构调整和绿色转型的压力更大。未来10至20年将是全球能源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资源型国家和严重依赖传统化石燃料的国家亟待加快布局转型升级。

　　结语与展望

　　疫情因素逐渐消退后，刺激政策将有序退出，如何退出和退出后带来的风险，以及如何应对风险等问题仍悬而未决。疫情所引发的全球供应短缺、通胀压力、金融市场波动以及汇率风险等很难有比较确切的预期，特别是在全球人口逆转、应对气候变化等新的宏观因素影响下，未来全球经济复甦的不确定性将可能成为常态，如何适应这种不确定性，不仅需要加强统筹宏观政策前瞻性设计和配套制度，而且应防止市场的预期出现较大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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