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银行突然宣布，自12月15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2个百分点，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7%提高到9%，以加强金融机构外汇流动性管理。这即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

　　首先，人行上调外汇存准率是调节人民币汇率的正常手段。实际上，我们日常所说的在岸或离岸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两岸价格，并非CFETS、BIS、SDR三大指数不同侧重的人民币对多种货币组合参数。因此，按照货币正常运行关系，美元偏升时的人民币应该贬值为主，但今年以来人民币与美元同步升值的特殊行情已持续数月，尤其美指5月下旬至今整体上行趋势明显，但人民币却呈先升后贬，震荡后再升值的行情。

　　8月底以来，美元指数由92.50点上至目前96点上方，升值幅度达到3.95%，最高为11月24日的96.9358点，这也是去年7月13日以来最高水平。反观人民币汇率，在岸指标由8月底的6.48元升至最高6.34元，升值幅度2.21%，离岸同期也从6.48元一路升至最高6.32元，升值幅度2.53%。

　　虽然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渐形成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主的逻辑，且此轮人民币升值助推环境主要是贸易数据刺激，但实际企业效应并非如此同步，这与汇率关联的不寻常逻辑因素有关。看似表面宏观数据的增长，实际微观实体（外贸企业）并不挣钱甚至损失巨大。

　　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完全超脱外汇市场逻辑，并形成较长时间的非理性与非正常化趋势，其中海外热钱与投机资金涌入中国市场是关键诱因。毕竟中国依然属于新兴市场国家，人民币虽然具有两岸市场，但仍属于新兴市场货币。在人民币升值时，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普遍贬值，这正是外资热钱转场的套路。因此，人行再次上调外汇存准率节制了人民币被动升值风险。

　　其次，人行上调外汇存准率凸显政策威力。今次为人行是下半年第二次上调，最直观的原因是为了纾缓人民币持续且快速升值。第一次是5月31日，人行宣布6月15日起上调外汇存准率2个百分点至7%。当时在岸人民币是自3月30日的年内最低水平6.5793持续升至5月31日最高6.3573，两个月时间升值幅度3.49%，同期离岸人民币也由年内最低点6.5876一路升至最高6.3477，升值幅度更达3.78%。反观美元指数同期由93.3592点贬至89.8142点，贬值幅度3.94%。相比较之下，人民币升值幅度几乎与美指贬值相差无几，这将不利于中国企业半年度资金操作，由此触发了人行时隔十四年来首次上调外汇存准率。

　　在此次人行宣布上调之前，人民币更是与美元形成同步趋势，一是持续时间长达三个月，二是人民币再次连续升值突破关键位置并面临进一步升破6.34元关口的风险。在此期间，人民币易升难贬是明显特征，即便美指已回到去年7月初位置，人民币非但没有贬至去年7月同期水平，反而升至更远的2018年以来最高水平，且在美元升值时人民币基本稳定，而美元贬值时人民币却加速升值。

　　再次，岁末年初通常是中国外贸企业资金集中结汇期，企业需要分红、发放奖金奖品，同时也是上市公司年终总结和财务报表关键期，此时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利润或资金稳定财务计划。毕竟中国无论出口还是进口，企业已经承受巨大压力，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上涨、海运成本上涨和人民币升值叠加压力难以承受。

　　因此，人行再次出手调控，这既有利于保障企业正常资金需求保障，也及时警告了汇率投机行为，人民币市场化的管理与监督势在必行。

　　从两次人行针对汇率的政策调整动态看，6.34是中国汇率政策底线，人行适当调节是在支持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同时，保障企业资金和外汇中性管理。人行的政策调节无疑是人民币汇率修复异常的一剂良药和一场及时雨，政策调控将减轻中国出口企业年关前的结汇压力，更是顺应民意与国情。毕竟疫情以来，中国出口贸易对经济稳定起到关键作用，也是中国经济内外双循环的重要环节，外贸企业需要政府扶持与政策支持。

　　今次人行上调外汇存准率是金融工具配套的政策组合拳，旨在支持中国实体企业的稳定发展。而从近期人行一系列会议和意向看，中国政策的成熟度进一步加强，货币和金融政策调控需要符合国情，未来中国还需要运用更多工具应对市场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