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面临低生育、老龄化的挑战，也面临高泡沫、高债务的风险，解决任何一种难题都不能光靠印钞。

　　本周内地经济学家任泽平宣布找到了解决低生育的办法。他建议，央行印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来建立生育基金，提供生育家庭现金补贴、个税抵扣、幼讬补助等，预计这笔钱在未来十年内将鼓励多生5000万个孩子。任泽平的观点引发业界不小的争议，该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中国正在面临严峻的低生育老龄化的挑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当前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这个数据低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2.1，低于“高度敏感警戒线”1.5，低于世界平均总和生育率2.41，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9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6，甚至低于日本水平1.34。按照人口学的说法，中国与日本一样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家庭福利确有不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为1.45‰，创下历史最低值。根据一些地方公布的上半年人口出生数据推算，中国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来。

　　如何解决低生育老龄化的难题？低生育老龄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的情况更加严峻和紧迫。正如任泽平所言：“老龄化比其他国家更快，少子化比其他国家更低。”中国政府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近些年调整了生育政策，接连开放二胎、三胎，延长生育假期，并且出台一些措施鼓励生育。任泽平的建议则更加激进，他主张央行多印2万亿元来建立生育基金，降低家庭生育成本，刺激具有较强生育意愿的75后、80后生孩子。

　　然而，批评者认为，靠印钱不仅无法提振生育，还会引发通货膨胀，剥夺普通家庭财富。内地财经KOL（意见领袖）几乎一夜之间站在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面，宛如古典自由主义春风拂面。任泽平回应称：“这个建议不是临时起意，是经过长年的研究探索和国际经验比较得出来的，是经过科学论证的。鼓励生育基金，印钱生娃，初听很劲爆，细想很有道理。”

　　“印钱生娃”的巨大争议声，掩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生育基金引出了家庭福利的议题。中国没有生育基金，政府在家庭福利开支方面的比例非常低。任泽平的研究发现，2015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ECD）的家庭福利开支与GDP的比例平均约为2.4%，并且家庭福利开支占比越高的国家，生育水平越高。冰岛2015年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3.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71；而韩国家庭福利开支占比为1.4%，2017年总和生育率为1.05。在中国的财政支出统计口径中，没有家庭福利开支的统计口径，缺乏具体数据。中国是在2018年新个税改革时将3岁及以上子女的教育费用纳入税前抵扣范围，金额为固定1000元／孩／月。

　　再看一组具体数据：幼儿入讬率。2017年OECD国家大部分0-2岁入讬率在10%-60%之间，平均为34.2%。根据腾讯教育《0-3岁儿童讬育服务行业白皮书》，中国0-3岁婴幼儿在各类讬育机构的入讬率仅为4.1%，隔代照料非常普遍。

　　欧美国家在二战后开始建立成为一个福利国家。公共福利投入的主要对象是家庭。从生育、教育、住房到养老，政府给普通家庭提供大规模的福利；家庭福利开支也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支出。过去几十年，中国政府实施功能财政，大量财政投入基建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相关支出（徵地、拆迁补偿等），家庭福利开支比例很低。教育、社保和医疗的支出更多在公共建设上，直接补贴到普通家庭的不多。　　

　　先不讨论生育基金能否提振生育率，也不讨论政府财政从哪里来，单从家庭福利占比来说，中国需要加大家庭福利的投入。尤其是当前，中国社会正在加速老龄化、少子化，需要把财政开支的重点从过剩的基建和泡沫化的房地产领域转向生育、教育、医疗、养老等家庭福利上。

　　最近，国务院公布的《“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了下一个五年的民生建设目标。例如，计划到2025年，每千人口拥有三岁以下婴幼儿讬位数从2020年的1.8个提升到2025年的4.5个；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从2020年的38%提高到2020年的55%。

　　扩张债务空间有限

　　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钱从哪里来？如今，中国地方财政吃紧，债务隐患重重，税收和土地财政扩张的可能性很小。家庭生育基金、养老基金、教育基金的大规模资金能否仅靠央行印钞？

　　任泽平的主张是央行多印2万亿元，中央财政通过发债来融资。他的解释是，过去十年央行印的钱流入房地产刺激了房价上涨，如今高房价成为了生育最主要的障碍，因此建议未来十年印两万亿补贴家庭生育，降低高房价导致的生育成本，扭转生育下降的势头。

　　上述想法，就像是用一个魔法打败另外一个魔法，前一个魔法是房地产货币化，后一个魔法是家庭福利货币化。这种做法是否可行？

　　在过去十多年的货币大潮时代，美国印发了大量的货币流入金融市场，推动资产价格暴涨；日本印发了大量的货币流入家庭福利和养老领域，推动政府债务膨胀；中国印发了大量的货币流入房地产和基建，推动房地产价格大涨。如果还要超发货币，如果还要增加财政刺激，是继续投入到房地产和基建中，还是发给普通家庭，尤其是生育二胎三胎的普通家庭？

　　日本曾经试图通过央行印钞、政府借债的方式走出低生育陷阱。1990年泡沫危机后，日本社会加速老龄化。2020年，日本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28%，属于深度老龄化国家。日本社会保障完善，福利水平高。养老保险中，最基础的是国民年金。从2017年开始，参保者每个月需缴纳1.69万日圆，国家财政会负担另外一半的费用。但这也导致日本社会保障开支持续扩大，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过去十五年内增加了50%，其中老龄化相关支出占比从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

　　如今，社会保障支出已经成为日本政府财政支出的大头。在2021年预算案中，日本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为35.8万亿日圆，占当年政府总支出的33.6%，除去债务相关支出和再分配支出后，占政府一般开支超过50%，这为日本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日本政府只能通过大规模借债来维持大规模支出的养老金。2001年日本央行开始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大规模收购国债，日本政府通过发行国债给养老金融资。如今日本政府负债率超过200%，是全球负债规模最大的国家，日本央行是日本政府最大的债权人。

　　其实，试图用一个魔法打败另外一个魔法，最终所有的魔法都会失灵，所有的魔法演变为通胀灾难和债务危机。过去十年，超发货币流入房地产吹起了巨大的资产泡沫；未来十年，如果超发货币流入家庭，也会在消费品市场中吹起通胀泡沫。一个个魔法制造了一个个泡沫，最终泡沫崩溃，一切化为乌有。

　　全球经济日本化的同时，也有部分国家走上了拉美化的道路，货币扩张和过度借债的国家在美联储紧缩周期时出现债务危机。2022年，美联储将加息，全球货币政策走向紧缩，中国央行降息的窗口期正在缩窄，政府扩张债务的空间非常有限。更须警惕的是，中国地方债务和房地产泡沫在紧缩周期是否会爆发系统性风险。

　　经济发展不能靠债务魔术，而是建立在真实的储蓄和有效的供给之上。未来，中国面临低生育、老龄化的挑战，也面临高泡沫、高债务的风险，解决任何一种难题都不能靠印钞。

　　低生育、老龄化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关键在于生育与养老被扭曲──少生未优育、人老未富有。笔者的建议是：一、减税让利，激活市场，切实增加家庭收入；二、减少公共政策对市场价格的扭曲，让房价自由回落，打破公共教育与私人房产的勾联，降低生育与教育成本；三、节省财政支出，控制债务规模，把节省下来的钱投入到家庭福利中，提高住房、生育、医疗、养老及公共教育的福利水平及公平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