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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江湖/平衡好反垄断与创新激励\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 沈 凌

2022-03-09 04:25:10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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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展望,今年GDP增速争取达到5.5%。这不是一个很低的目标,因为从2021年下半年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就一直低于这个数字;从过去疫情的两年平均值来看,也低于这个数字;更不要说,今年的疫情冲击,从年初以来一直层出不穷,无论内地防输入压力大增,还是香港疫情爆发已达数十万人规模,都有可能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而外部环境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面对疫情基本躺平,产业链还没有完全恢复,再加上俄乌局势造成的能源价格飙升,势必减弱经济增长的前景,造成外需乏力,难以像从前一样拉动中国的出口。

  笔者在年初发表的数篇经济评论文章中指出,面对经济增长的困境,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对欧美,游刃有余得多。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都还有极大的空间。只要愿意,稳住短期的经济增长率不是问题。何况这个5.5%和过去两年的平均增长率5.1%比起来相差不多。

  对于中国经济来讲,中长期的挑战更加值得重视。我们需要解决技术瓶颈,也需要整体的结构转型。中国过去的增长主要是规模性增长,生产要素的积累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未来如果能够顺利转型为技术性增长,在生产要素积累的同时带动效率的大幅度改善,才能够实现内需增长、共同富裕,以及世界经济地位的改善。

  技术的进步需要市场结构的变化。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同质商品的竞争会导致厂商利润下降,极端来讲就是边际利润为零。在这样的情况下,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厂商愿意去做技术创新的工作,因为它的投入风险巨大,而收益却很小。所以只有在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中,厂商才会有能力、有动力去做技术创新。有能力是因为垄断利润提供了技术创新需要的资金来源,有动力是因为这样的技术创新导致的垄断地位并不是先天的,万一新的技术出现,既有的垄断地位就会不保。

  因此,现代经济发达体中,我们往往能够观察到:在任何一个行业中,都只有为数不多的生产者,他们的利润情况都比较好。而在中国这样的初等发达经济体里面,每个行业的从业者都面对无数的竞争者,他们每个人都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只能价格竞争,最后导致整个行业的利润加起来还不如发达经济体中的一家公司利润多。这个现象被媒体称之为“内卷”,实际上这并不是新鲜的现象,经济学教科书里面早已有之,或许是媒体小编大学里上课不认真听讲,所以需要工作以后自己杜撰一个新名词。

  笔者能够理解美国对华为这样的后起之秀的恐惧,因为只有华为这样的竞争者,才有可能撼动领先者的地位。不过有点儿让我捉摸不透的是,中国对一些国内互联网企业的态度,这些企业或许在国内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垄断地位,并且以这样的垄断地位影响了行业的发展。笔者也不能完全赞成这样的发展。但是不是因此就要对这样的企业加以完全否定呢?是不是这样的否定可以用行政的手段呢?这是值得探讨的。

  实际上,在笔者追踪的中美互联网头部企业中,中国企业的利润情况并不够好(相对于美国的同行),但他们的技术研发投入倒并不比美国同行低很多。因此,可以说他们大致上都是与华为同样是追赶型企业。尽管在国内他们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但在国际竞争中还是一个落后者,需要加大研发力度。因此从经济转型的角度来讲,鼓励这些企业技术创新应该比防止他们垄断技术更加重要。

  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许应该更加注重对这些头部企业技术创新的鼓励,而不是对这类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垄断负效应的打压。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像孩子的教育,其实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如果我们家长只是看到孩子打翻了酱油瓶而大加责罚,却没有看到他是想做个实验找一个打不翻的酱油瓶的放置方法,那么长时间下来,孩子的创造性就被泯灭了。

  从静态来讲,经济学承认垄断地位带来的效率损失,这是制定反垄断法规的经济学基础。但是从动态来讲,没有垄断,就没有垄断利润,没有利润,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又从何而来呢?所以对垄断的态度,始终是在静态的成本和动态的收益中获得平衡,不可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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