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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堂江湖/以国家安全需求 引导技术创新\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沈 凌

2022-03-14 04:24:57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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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疫情期间的健康码,是阿里巴巴以自身技术优势为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建设。

  2022年中国规划1.45万亿的军费开支,较上一年度增加了7.3%,按照现在的汇率折算达2300亿美元,在全世界位居第二。海外媒体的关注是认为它太高了,笔者则是觉得它太低了。

  按照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5.5%计算,大致上GDP能够达到120万亿元,那么1.45万亿元只不过是区区1.2%,而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不仅GDP总量在2021年就已经达到23万亿美元,是中国的130%,其军费占GDP的比例更高达3.3%,是中国的2.75倍。如果中国达到美国的军费占GDP比重,那么应该是差不多4万亿元人民币才对。当然,作为经济学者,我没有资格去谈论多少军费才是合适的,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中国的军舰飞机的造价,也不知道维护这样一支军队的合理成本。

  不过,在经济增长中,国家安全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公共产品,始终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内循环组成部分。在我们意识到单纯的国际大循环不足以保障我们的经济增长的时候,我们提出来需要构建内外双循环的经济增长指导方针,实际上在国家安全领域就已经有了和以往不一样的需求内涵了。

  过去我们之所以可以在军费上欠账,也就是基于国际环境能够容纳中国进入大循环的假设前提。现在美国的战略重心转向亚太,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需求上升,这也是我们需要逐年提高军费的主要原因。

  其实,对于经济增长而言,需求因素是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供给:国家安全导致的军费开支往往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激励机制。一旦一个经济体接纳外部技术转让的途径受阻,技术创新就必须依赖于内生性的积累和投入。对于中国这样的刚刚站在高收入门槛上的经济体而言,一个重要的困难在于,市场上多数厂商规模有限,都缺乏一定的技术优势,没有市场的垄断地位,因此利润积累比较弱,很难持续性地在一个方向投入巨额的技术研发费用,从而赶超欧美发达经济体的厂商。

  在此背景下,国家研发平台就至关重要。多数时候技术研发投入是一种公共开支,外部性很强,所以国家可以基于公共安全的需求投入资源来开发某些新技术,而这种新技术又能够在市场上形成产品,得到广泛的认可。如果单纯要求市场主体基于利润激励机制去投资研发,可能效果速度都不如和政府共同开发,分担研发成本来得更加合适,尤其是在市场机构还以完全竞争为主的状态下。

  以笔者的孤陋寡闻,目前中国市场中,企业的研发投入分担政府的公共产品建设成本的例子不少。比如疫情期间的健康码,就是阿里巴巴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基于自己的技术优势,向政府提供了一个公共物品的建设;而中国海军建设的长足进步也是基于中国造船业在近年来的突飞猛进。这样的分享和分担实际上是双向的,现在广泛运用的互联网其实就是当初美国军事技术项目中的一个副产品。

  未来希望中国军费开支也可以更多地整合政府和民营企业的优势、共同研发,从而由国家的安全需求引导技术创新的方向,用经济体的公共开支覆盖技术进步的正外部性成本,加速宏观经济的技术进步速度,摆脱外部经济的卡脖子,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和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共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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