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分析认为，全球高通胀风险短期内难以消退。/法新社

　　全球产业链重构成为了后疫情时代最为迫切的议题，这其中涉及到两个层面：一是全球产业链受到政策与环境两个变量影响，全球疫情散发和波动仍有一些局部扰动；二是地缘政治局势变化成为全球产业链重构的新变量，尤其是俄乌局势和其他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剧增，造成能源、粮食、农产品等进出口商品受限。多重因素带动全球市场走向“高成本”时代，亦将可能制约或延缓全球化重启进程。

　　由于近年来国际局势变化和新冠病毒冲击等影响，全球产业链或主动或被动地在加快重构进程，其中一些主要经济体在政策层面提出了产业链重构计划和举措，而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也在加快调整布局。

　　一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推动产业链重构进程。目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已陆续制定和推出了一系列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计划或举措，这些措施既有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审查，也有对重点进出口商品和技术的管制，一些新兴经济体也提出包括限制重点能源、有色金属和粮食等出口。

　　近期美国公布的《美国竞争法案》（2022）提出对半导体芯片产业领域的支持和补贴，包括将为半导体芯片产业拨款520亿美元，引导芯片产业回流，改善供应链。前不久欧盟公布的《芯片法案》提出，欧盟将投入超过430亿欧元公共和私有资金，用于支持芯片生产、试点项目和初创企业，以保证欧盟地区的半导体供应链稳定并减少外部依赖。同期，日本众议院通过了“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案”，旨在保障半导体和医药品等“特定重要物资”的供应稳定，并赋予政府对企业供应商进行调查的权力。

　　种种迹象表明，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将加快围绕核心技术和关键领域制定供应链战略和审查制度，这些政策机制预计将会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

　　二是跨国企业主动或被迫调整战略和投资布局。随着全球步入后疫情时代，跨国企业也不同程度受到了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影响，为确保自身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一些跨国企业正在加快调整布局，减少对外采购依赖和实施供应链多元化战略。

　　根据麦肯锡（2020）的报告估计，未来五年全球货物出口的16%至26%（价值2.9万亿美元至4.6万亿美元）将有可能转移到新的国家。我们可从两方面原因分析：一方面是由于全球疫情的持续散发和波动，产业链布局较广的跨国企业被迫承受巨大的损失，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另一方面在于欧美等国政府着手制定严苛的供应链审查机制，驱使跨国企业不得不调整战略投资布局。

　　近段时间以来，俄乌冲突局势恶化导致许多当地的跨国企业或转让股份、或暂停投资，如英国石油公司放弃了与俄企长达三十年的合作，急于将持有的股份出售。从未来趋势看，由于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和制裁升级等因素，更多的跨国企业将因产业链重构付出更大的成本和代价。

　　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摩擦

　　众所周知，全球化进入到了新阶段，其中全球产业链重构成为了重要驱动力，二者互相交织，使得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贸复苏更具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在剧烈变化的背后，全球化重启也变得异常困难。

　　一方面，全球产业链重构增加了全球化重启成本。近几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和“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不仅一些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为导向的主要经济体加快推动产业链重构，发达经济体设置了较高的贸易壁垒并发起“关税战”，一些新兴经济体也被迫实施产业链保护措施，包括对关键能源、粮食和其他大宗商品的出口，导致国际市场出现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与争端。数据显示，1995-2020年全球发起贸易救济原审立案累计达6800多起，其中2020年共发生422起，同比增速达45%，达到了自1995年以来的立案数量峰值。

　　原本国际贸易发展环境并不稳定，加之全球疫情影响，导致未来的国际贸易复苏预期也在削弱。近期，世界贸易组织（WTO）将2022年全球经济和贸易增速预期分别下调1.3和1.7个百分点。全新的贸易壁垒、频繁的贸易摩擦，以及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等因素综合影响，无疑会增加全球化重启的成本。

　　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局势变化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局势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此起彼伏的波动，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分化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潜在的地缘政治风险逐渐显现出来，给全球化重启带来变数。

　　其一，近年来国际经贸合作的外部环境持续恶化，如近期爆发的俄乌冲突等，在制裁升级和极限施压背景下导致局势短期难以缓和，迫使诸多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转移，削弱了全球产业链的稳定性；其二，国际治理层面的碎片化趋势仍未能改变，前期一些国家和地区肆意破坏国际组织权威性，包括退出国际组织、延交会费及出现制裁国际组织的不利情形，由此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合作机制被破坏，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增多，国际机构和多边组织难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国际合作共识正减弱

　　全球产业链重构既有主观政策因素（如贸易保护主义、政府管制或制裁升级等），也有客观环境因素（国际格局变化、地缘政治、新冠肺炎疫情等），致使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演变，给国际社会带来深远影响。

　　其一，国际经贸复苏面临更大的阻力。过去一段时期，全球化合作之所以能够加速推进，既要归因于市场经济的理念不断深入，跨国企业和国际资本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国际分工和贸易往来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又因互联网和科技革命的驱动，极大地改善了国际经贸合作的发展条件，促进了更加频繁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的全球化要素的流动。但目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加速演变，不可避免增加了全球化重启的成本，并无形中增加了国际贸易合作的门槛，出口限制和产业回流不利于国际经贸复苏，更制造了新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高通胀的风险短期内难以消退。随着全球逐步进入到后疫情时代，全球各国普遍面临高通胀压力，不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不断攀升，美国和欧元区目前的通胀率分别高达8.5%、7.5%，还未出现见顶的趋势，而且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也达到了历史高位，部分国家和地区超过10%甚至20%以上，被迫采取多轮加息操作，输入型通胀压力尤甚。抛开货币供应和需求增加因素，全球产业链重构所引发的供应短缺、出口限制等更加剧了全球通胀风险，跨国企业被迫调整转移，无疑会增加供应链成本。

　　其三，全球市场的合作共识正在被削弱。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环节中，发达经济体仍占据主要的位置，获取了更多的综合收益，新兴经济体更多集中于中低端，而一些发达经济体率先推出产业链重构计划，重点强调保障供应链安全并减少依赖性。同时，全球产业链重构直接导致全球市场的要素流动受阻，过去所依赖的全球市场的合作共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驱使产业链区域化趋势逐渐增强，为缩短全球供应链的距离，双边或多边的自由贸易合作也在明显加快。

　　近期，《越南与英国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越南与英国的贸易合作将更加紧密，欧盟和印度在时隔八年后重启双边自由贸易谈判。

　　重构产业链成为大趋势

　　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贸易问题，而且能够深刻影响全球化重启趋势。未来的趋势或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趋势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驱动而加快，由此造成全球化重启的成本上升、阻力增加，即所谓的“高成本时代”；其二是全球化产业链重构已经在跨国公司布局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快驱动下加速形成，这些新的变化将会深刻影响未来的产业转移、科技革命以及国际贸易格局，同时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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