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随着内地基建完善，香港的中转贸易需求下降，香港可积极发展高端制造业，与大湾区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分工。

　　全球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香港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的重要窗口，挑战与机遇共存。笔者认为，特区政府需要积极应对香港面对的各种挑战，把握相关机遇，进行相应的转型。

　　货柜轮船与资讯科技的技术革新改变全球经济面貌，跨国金融因监管形式的改变，跨国企业的生产模式、市场运作与资金运筹出现剧烈的变革。为获取更大的规模效益和更高利润，跨国企业分解生产流程，形成全球价值链。故进入21世纪以来，中间品贸易占全球贸易的比重平均约为60%。中国为首的东亚地区乘势崛起，成功吸引制造业入驻并带动经济。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东亚11个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水平在2008年超过北美和西北欧，在2016年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聚集区，全球占比达36.8%。

　　全球大变局也令中国面临重大挑战，双循环战略应运而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相对经济实力下降，精英阶层忧虑情绪蔓延，中国成为眼中钉。特朗普向中国发动贸易战，拜登联同欧洲、日本、澳洲等国屡屡制造事端，意图遏制中国，全球疫情与经济冲击又加强了这一趋势。究其根本，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经济力量的提升最为显著。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连年夺冠，2021年制造业占到世界的近三分之一。中国在能源与粮食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成为软肋，受到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2021年中国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依存度分别为72.1%和45.5%，粮食对外依存度为19.4%。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美贸易摩擦前，香港零部件进出口占比均达40%以上。其中，源于香港的零部件进口占38.5%，出口至香港则占25%。2020年，香港对内地的零部件进出口分别为43.8%和55.2%。此外，香港是内地日趋重要的资金来源地。2019年内地吸引的外资当中，来自香港的资金占比达69.7%，远高于2008年的44.4%。截至2021年底，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共计1368家，包括H股、红筹股及民营企业，总市值约为4.3万亿美元，占港股总市值的79%。

　　香港如今面临着地缘政治的挑战，零部件中转贸易功能受限。香港作为中国面向国际的重要窗口，容易成为地缘政治冲突的前线。特朗普与拜登连连出手，从贸易、舆论与政治制裁等层面打击香港。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取消对香港原有的贸易特别待遇，影响深远。中美贸易摩擦使得香港零部件中转贸易功能受限，2017年香港零部件进口与出口占比分别骤降至20.9%和24.8%，2019年香港零部件进口与出口对内地占比而言，则回落到34.2%和16.3%。

　　此外，随着内地基建与设施完善，香港的中转贸易需求出现下降，货物与服务进出口增长乏力。香港对内地货物贸易占比在2013年达到41.95%峰值后逐年下降，对内地的服务贸易占比在2012年达到65.1%之后也开始缓慢下降。但香港金融及工商业因内地金融管制，依然保有自身的独特优势，此消彼长之间在2014年产值超过贸易及物流业。由于贸易及物流业吸纳就业职位多，而金融及工商业创造就业职位较少且收入差距大。

　　然而，香港经济转型困难，皆因依赖中转服务，受制于地域空间狭小、经营成本高昂，造成制造业流失，科创发展人才、应用情景与产业发展空间不足。

　　提升资本及人才吸引力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经济需要兼顾发展与安全，香港在此其中须逐步转换经济角色。虽然当前美国经济衰落，但美元秩序依然会存续一段时间。中国订立双循环战略，借助内外消费规模与东亚生产网络稳定本国经济，驱动南方战略制造业核心区转型升级，发展其新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也需要管理好海外的投资网络与供应链。本港与内地经济关系密切，也是既定国际经济治理体系下的自由港，应发挥东亚生产网络中转枢纽的原有优势，满足内地战略制造业核心区自主创新转型的需要。长远而言，香港经济角色应从西方主导的经济重镇，转变为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节点，参与其制度建立与落实的过程。在此背景下，香港应当借此机遇逐步化解各种挑战，争取长治久安。

　　香港需要综合自身所长，顺应时代转变，依托并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拓展美元秩序下的中转服务，逐步构建起离岸人民币对海外经济治理的新功能，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驱动全球经济变局。落到实处，在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与国际航空枢纽等领域，香港应积极拓展功能、优化服务，具体做法包括：香港金融业发展离岸人民币的交易及融资功能，贸易及物流业积极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地区的能源与粮食联系，加强中国对大宗商品市场网络的定价权，并积极发展绿色能源市场。也因此，香港应围绕以上业务构建大湾区及面向“一带一路”的公共服务体系，对内积极兴建公屋与产业园区作为政策筹码，抵销自身土地成本高昂的劣势。香港透过变革增加发展机会，进而提升大湾区对国际资本及人才的吸引力。

　　发展高端制造业

　　在此过程当中，香港可积极发展依托中转服务业的高端制造业，包括数据分析等科技服务业、部分围绕着飞机等物流业的零部件维修及生产，与大湾区及长三角地区形成可持续的产业分工。香港可借此逐步重振高附加值的贸易及物流业，吸纳更多就业人口，缓解贫富差距。此外，香港可利用金融中心优势降低地缘政治风险，譬如特区政府可与内地其他城市合作，围绕美元中转资金业务进行分工，可考虑的城市包括但不限于如澳门、广州和上海等。同时，香港也应加强国家安全建设，包括区议会功能及机制的变革、国家安全法的执行与二十三条立法，加强国民教育与媒体管理等，巩固“一国两制”与爱国者治港的制度优势。

　　总括而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风险与机遇并存。香港作为国家面向国际市场的窗口，素来借助西方主导国际经济秩序中的重镇定位，服务于中国内地经济之所需。如今中国面对地缘政治挑战，香港原有功能受到限制，治理基础也亟待加强。香港当善用所长，服务国家双循环战略，转变其经济角色，在此过程中逐步化解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