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在量子科技及半导体芯片等领域欲求创新，后发国家仍需吸引更多国际顶尖人才。

　　经过长期的艰苦探索和全球化尝试，部分后发国家通过发挥后发优势，积累了比较好的工业基础，成为了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但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传统的工业基础和制造优势已见衰退，长此以往增长停滞不前，甚至有可能落入“中等收入发展陷阱”。作为后发国家，不仅要紧跟国际科技前沿发展，加快建立自主和自立的科技创新体系，而且应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重构的重要窗口期积极拓展新的增长空间。

　　由于技术门槛的限制和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需要，早期后发国家的技术模仿主要集中于中低端领域，其工业化通常依托两种路径：一是后发国家主动引进技术、学习先发国家制度和教育等，训练早期的技术工人，建立工厂制模式，搭建起较为初步的工业化体系；二是后发国家被迫打开国内市场接纳先发国家的技术和产业转移，以原材料、劳动力资源或土地等发挥比较优势，进而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一定的工业化基础。后发优势被证明在早期的工业化时期能够发挥积极作用，尤其是对缺乏原始资本积累的国家而言，在技术模仿中建立起基本的制造业基础，也为后期的技术创新迭代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培育了熟练技术劳动者。

　　20世纪50年代的日本、韩国，70年代的中国、越南，以及90年代的印度等作为后发国家，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通过早期的技术引进和制造能力学习实现经济增长。这些后发国家不仅善于捕捉机遇且实施开放政策，融入全球化进程，而且在产业转移和技术迭代上善于学习和创新。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不仅经济增长创造了奇迹，1991年至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年均值超过10.5%，制造业增加值更是连续十二年位居世界首位。印度在工业化进程中同样采取了技术学习路线。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印度逐步转向开放，放弃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加快融入市场经济。90年代，印度开启全面经济改革，将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等充分利用，吸引发达国家投资设厂，确立了出口导向型经济。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

　　后发国家在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和设备时，既可以较快地启动初级产业发展，迅速建立起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同时也能够利用国际贸易分工获得比较可靠的外汇，进而为扩大生产和深化国际贸易提供原始资本。日本、韩国均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实现起飞，充分利用国际贸易分工的优势，很快就促进了经济增长，并逐步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重要链条。在此过程中，日韩等后发国家并未局限于低端商品出口，而是积极谋求科技自主创新，在半导体、汽车及高端制造方面持续发力，积蓄了更大的发展潜能，扭转了后发国家的劣势。因此，后发国家要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应紧跟前沿科技革命和工业化发展进程、持续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深挖经济增长潜力。

　　考虑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问题，不能脱离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后发劣势的形成往往具有很强外溢效应，由于全球分工、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及地缘政治影响，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受限，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后发劣势。发达国家在国际分工、技术创新、知识产权的比较优势较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拥有绝对的话语权，通过关税壁垒、绿色壁垒、贸易歧视等各种形式限制后发国家的发展。“逆全球化”思潮下，发达国家制定了严厉的专利保护与产业竞争政策，使得后发国家在自主创新层面很难实现更大突破，遭遇发展瓶颈。后发国家如果仍维持在中低端产业链的科技水平，或者缺乏核心创新能力，将很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获得发展机会。

　　诺贝尔经济学家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S.Phelps）（2021）研究发现，20世纪70年代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普遍放缓，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的信息科技（IT）革命时期，自主创新的表现却差强人意，远低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证明IT行业并未体现出更为强劲的创新活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下，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大量出现，许多工种正被这些先进的智能设备所替代。近年来，全球人口红利的消退加快，加之工资上涨和福利增加，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后发国家依靠传统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获得的价值收益也在下降，转型迫在眉睫。

　　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近年来也推出了庞大的科技创新计划，全球科技竞争加剧。2021年3月，日本政府公布的《第六期科学技术创新基本计划》制定了增强国家弹性和安全、强化知识前沿和科研实力、培育人才等方面的科技创新政策，计划未来5年研发投资总额预计达235亿美元，官民研发投资总额预计达940亿美元。同年5月，韩国政府发布了以综合半导体强国为目标的产业发展战略，计划未来十年半导体产业总投资规模将达到约合4500亿美元，力争在韩国建成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基地，引领全球的半导体供应链。2022年2月，美国政府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获众议院通过，提出为半导体产业提供52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具体用途为包括半导体制造、汽车和电脑关键部件的研究。

国际协作不可或缺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发达国家争相加强科技发展进程。后发国家依赖技术引进和模仿学习的路径愈发狭窄，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大背景下，短期内又很难在芯片、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等高科技创新领域实现创新，过去所依赖的优势产业也面临创新停滞的风险。另一方面，部分早期发展较快的后发国家急需产业升级，但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偏低，体制机制层面的障碍增加，有可能演变为后发劣势。因此，后发国家除了加强本土技术创新外，还应从制度创新层面花大力气，寻求新的突破，否则很难保持比较稳定的经济增速。

　　从国际经验来看，小部分跨越“中等收入发展陷阱”的国家普遍在科技创新领域建立起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在寻求转型和创新对的过程中推动了产业升级。但多数后发国家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经济中高速增长后，即因缺乏科技创新而丧失了发展活力。目前，部分后发国家逐渐意识到了科技创新落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譬如2022年5月，越南颁布的《至2030年科技创新与发展战略》提出，发挥科技创新在发展优势产业中的重要作用，以加工制造业为重点，朝着现代化方向调整经济结构，到2030年将越南打造成为现代化工业国家，2030年高科技工业产品价值占加工制造业的比重至少达45%。又如印度在2010年建立了国家创新委员会（NIC）并在各邦州设立分支机构，制定创新图；2014年，印度工商联合会发布《印度高等教育2030愿景》，为印度科技创新培育人才。印度电子和半导体协会（IESA）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印度半导体产业规模将超过320亿美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研发经费增长贡献明显，贡献率高达66.6%，2005年至2015年发展中国家研发经费占全球比重从24.1%升至39.7%，发达国家比重则从73.6%降至58.5%。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加剧的趋势，后发国家在科技创新的竞争也存在不少的短板，而发达国家并未放弃高科技领域的地位。除了基础研究领域的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后发国家在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知识产权保护、产业和研究协同、市场开发等方面仍有短板，一些后发国家的科技创新依附于发达国家产业链和外资，在诸如量子科技、半导体芯片、集成电路等前沿领域仍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多国际顶尖人才。未来如何平衡科技自主创新与国际协作将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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