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企业在疫情下减少招聘活动，导致青年人找工更加困难。

　　疫情导致劳动参与率降低，部分人群退出劳动力市场，而这部分人并未被统计为失业人口中，某程度上低估了中国失业率。有观点认为，本轮疫情对失业的影响大于2020年初疫情。但事实上，2020年初城镇调查失业率或未完全考虑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下降的影响，而经过调整后的城镇调查失业率显示，本轮失业状况整体上好于2020年初疫情。

　　虽然整体就业压力小于2020年初疫情，本轮大城市和青年人结构性就业压力特征或更为明显，主要群体是青年农民工和高校毕业生。青年人失业率上升幅度大于整体走势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数据显示，近20年来全球整体失业率有两次明显的上升：一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二是新冠疫情。两次都造成整体失业率上升，青年人失业率的上升幅度都要高于整体，而且青年人失业率似乎并未在疫情缓解后随着整体失业率下降，反而继续上扬。

　　导致青年人结构性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就业集中在受疫情直接影响更大的行业。在2020年，中国16至24岁就业人员较整体偏向程度最高的两个行业分别是住宿餐饮业（13%）、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9%），而整体分布水平分别为6%、5%，这两个行业恰好是受到疫情直接影响较大的服务业。

　　导致青年人结构性就业压力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来源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的影响。从智联招聘公布的CIER指数来看，第一季高校毕业生CIER指数为0.71，创疫情后新低，且与整体指数差距拉大。面对疫情，一方面，企业相对于裁员更倾向于收缩招聘，这对于缺乏工作经验的高校毕业生来说影响更甚；另一方面，裁员补偿通常与工作年限挂鈎，例如《劳动合同法》规定了N+1补偿（工作年限+1个月工资补偿），这会使企业解除工作年限较短员工的劳动合同成本低于工作年限较长的员工。

　　疫情造成青年人下调就业预期。智联招聘公布的调研数据显示，2022届毕业生的平均期望月薪为6295元（人民币，下同），低于2021届的6711元；截至今年4月中旬，在有求职计划的应届毕业生中，46.7%已经收到通知，15.4%已签署合约，较2021年的62.8%和18.3%为少。

　　除了失业率上升，青年人就业充分性也下降。譬如，美国16至24岁青年人未充分就业的比例由疫情前（2019年春季）的15%，上升到疫情后（2020年春季）的35%，而美国25岁以上人群未充分就业的比例由疫情前的6%上升至疫情后的18%。对于中国来说，2020年疫情后网约车新增司机的比例中，上升最多的是20至29岁青年人。这固然体现出数字经济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但也从侧面反映疫情影响下，青年人的就业充分性有所下降。

　　相比本科生，专科生的就业面临更大压力。专科生的升学选择总体上少于本科生，根据麦可思《2021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和《2021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2020届专科生专升本的比例为15.3%，低于本科生读研的比例（18%）。

　　专科生的专业和就业或更为集中于受疫情影响更大的行业。2020届专科生毕业半年仍未就业的比重为9.1%，高于地方本科院校毕业生（5.7%）和“双一流”院校毕业生（2.7%）；自由职业和创业的比重也高于后两者。

　　笔者认为，政府可考虑推出针对性措施，三管齐下缓解青年就业压力：

　　一、推出针对性扶持措施

　　首先，针对性扶持受到疫情影响更大和青年人就业集中的行业。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六方面33条稳经济一篮子政策措施，包括退减税、缓缴社保、加大留工培训补助、扩岗补助等财政政策，增加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额度和支持比例、延期部分贷款还本付息等金融政策，都旨在保住市场主体，从而吸纳青年人就业。尤其是针对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更大的行业和小微企业的社保缓缴，都有助于针对性地支撑青年人就业。

　　二、增加社会工作等岗位

　　其次，增加卫生、社会工作等公益性岗位。这类措施在2020年疫情时已经有所体现，该年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就业占整体城镇单位就业比重为6.2%，较2019年提升0.3个百分点，若简单按照这个比例推算整体城镇就业，增量规模约203万。笔者预计，在今年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背景下，此类公益性岗位的增量规模或不会低于2020年，这有助于缓解青年就业压力。而且医药卫生是高职毕业生人数排名第三的专业，结构上也能较好对应。

　　三、提供升学和培训补贴

　　最后，对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人扩大升学规模和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如果青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仍在继续参加教育或培训，就能持续提升其人力资本，避免产生长期的人力资本损失。

　　（郑宇驰、张文朗均为中金公司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