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日本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持续大幅度萎缩，总结汲取其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对中国有重大意义。

　　全球性通胀压力之下，日本货币政策面临困境，日圆遭遇国际对冲基金押注其汇率大幅贬值，已经使得市场开始探究“安倍经济学”得失成败。自民党在日本第26届国会参议院选举中大胜，扫除了日本国会启动修宪程序、废除放弃战争和不保留军队的和平条款的制度障碍，也进一步抬升了外界对“安倍经济学”的关注。

　　毫无疑问，作为战后日本连续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在安倍晋三接近八年之久的第二次执政期间，改变了1980年代晚期以来日本最高领导层变动频繁、穷于应付政争、无暇顾及国家长远大计的局面，进而以其“安倍经济学”实现了以本币计价的日本经济较长时间增长、就业上升与股市上涨，解决了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振作了日本国民的精神状态，这是19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少有的成就。但若在全球背景和较长时间跨度上考察，以美元计价，纵览1980至2022年日本经济国际地位与日本国民相对收入水平变动，可以看到，安倍未能扭转日本经济占全球份额不断萎缩、人均GDP持续下滑的大趋势。

　　一、日本失去的三十年

　　衡量一个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地位变迁，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名义GDP占世界份额、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群体人均GDP比例是比较好的指标，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上述四项指标总体均大幅度恶化：

　　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衡量，日本名义GDP在1995年达到55456亿美元的高峰，随后一路萎缩，仅2010至2012年重新超过这一水平，其后便再度萎缩，2021年为49374亿美元，相当于1995年高峰的89%。

　　以名义GDP占世界份额衡量，1980年日本已占世界名义GDP的10.04%，1994年达到17.86%的顶峰，其后一路下滑，在安倍晋三首次出任首相的2006年跌破10%关口至8.89%，到2021年已经下滑至5.13%，仅相当于1980年代初日本所占份额的一半。

　　以实际GDP占世界份额衡量，1980年日本实际GDP已占世界7.98%，在泡沫经济破裂的1991年达到9.15%的顶峰，其后逐年下滑至2021年的3.84%，尚不足1980年日本实际GDP所占世界份额的一半。

　　以日本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群体人均GDP比例衡量，从1950年代至1990年代前期，这一指标持续上升，充分显示了当时日本作为发达国家中公认“经济优等生”的本色。1995年，日本人均GDP达到顶峰，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64%，2006至2008年跌破100%大关，到2021年已经下滑至76%。

　　二、未能扭转经济颓势

　　再度拜相之初，安倍晋三就雄心勃勃宣称“要用三支箭把日本经济从滞胀拉出来”，但在日本经济经历了国际地位大幅度下滑的“失去的三十年”里，“安倍经济学”是否扭转了日本经济的颓势？答案是否定的。

　　在安倍晋三首次担任首相的2006至2007年，日本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为1.4%和1.5%，低于上年（2005年）的1.8%；日本以美元现价计算的名义GDP从2005年的48315亿美元逐年减少为46017亿美元、45797亿美元，其名义GDP占世界份额从2005年的10.11%逐年下降为8.89%和7.84%，下了一个台阶，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从2005年的6.05%逐年下降为5.82%和5.61%，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比例从2005年的104%下滑至95%、87%，是日本人均GDP自1983年以来首次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在其再度拜相的2012至2020年期间，“安倍经济学”正式提出并全面实施，结果如下：除2019、2020两年外，日本实际GDP有六年增长；以美元现价计算的日本名义GDP从2012年的62724亿美元下滑至2020年的50401亿美元；日本名义GDP占世界份额从2012年的8.35%萎缩至2020年的5.91%，亦即萎缩至2012年份额的七成；日本实际GDP占世界份额从2012年的4.77%萎缩至2020年的4.00%，亦即萎缩至2012年份额的84%；日本人均GDP相当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比例从2012年的110%下滑至2020年的85%。

　　综上所述，安倍晋三在两次出任日本首相期间，日本国际经济地位和影响力、日本国民在国际上的相对收入水平全面下降。“安倍经济学”没有扭转日本经济国际地位下行的趋势，只是在一定时期内减缓了这种下滑速度，但多年实施“安倍经济学”也带来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难以退出、财政健全化遥遥无期等负面后果，更将日圆汇率日益推向累卵危境。从产业、科技视角考察，日本同样未能扭转地位相对下降的趋势。

　　三、效果不如“高桥财政”

　　放眼更长的历史背景，比较安倍晋三与他推崇的高桥是清（1854至1936年）政绩，两人多有相似之处：同样是在内阁频繁更迭之后连续数年执掌权力；“高桥财政”与“安倍经济学”基本政策主张接近；“高桥财政”与“安倍经济学”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也都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严重经济后果，都存在内在的不可持续矛盾。而从影响日本国际经济地位及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真实产出扩张、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来看，“安倍经济学”尚不如“高桥财政”：

　　首先，高桥当政时期，列强普遍实施汇率倾销，高桥推行的日圆贬值政策并没有降低日本经济相对于除美国外其他列强的地位，“安倍经济学”时则不然。

　　其次，积极财政货币政策旨在有效促进实体经济部门真实产出，前提是经济生活中存在足够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闲置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1930年代的日本仍是一个二元经济结构国家，除显性失业外还存在大量名义上就业于传统农业部门、但边际产出为零的隐形失业，真实闲置劳动力资源巨大，而21世纪的日本则不存在这种情况。因此，同样是实施激进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安倍经济学”促进日本实体经济部门真实产出的效果远远不如“高桥政策”。

　　不仅如此，高桥是清时代日本经济能够拥有充裕的剩余劳动力供给，基础是当时日本人口持续高速增长，1920至1930年，日本人口从5596.3万上升至6445.0万，十年增幅超过15%。安倍晋三时代日本人口在2008年首次出现减少，经过反复，在2011年达到1.27831亿的顶峰后连续十年递减，2021年人口已经减少至1.25507亿，比2011年的顶峰减少232.4万，预计未来数年仍将保持逐年递减势头。

　　四、日本教训值得借鉴

　　尽管日本经济占全球经济份额持续大幅度萎缩，但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仍将保持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地位。同时，中日两国文化传统相近，在现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同样作为后发国家而经历了努力寻求发展之道。这一切决定了无论是将日本作为名列前茅贸易伙伴而研究判断其经济走向大势，还是总结汲取其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对中国都有重大意义。特别是作为综合国力持续上升的新兴大国，中国不仅要继续聚焦对先行发达国家的“赶超”，而且要越来越重视防范“被赶超”，这是日本等国发展历程对我们的重大启示。

　　一个国家能否长期持续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该国能否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正确自我定位；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对日本对外政策的走向尤为关心，而我们对日本对外政策走向的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又应基于对日本实力及其发展趋势的客观、冷静分析判断。

（文章内容仅代表笔者个人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