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就业数据是美联储货币政策核心关注变量，失业率短期的改善是不够的。

　　美欧通胀状况严重，为后续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极大困扰，其核心问题依然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本文将聚焦美国疫后一些阶段性因素对劳动力供应的扰动，基于此，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当前美欧高通胀的困境。

　　疫情封控逐步放开后，美欧劳动力市场修复均经历了三段变化：第一阶段，解封后相当部分人返回工作岗位，失业率快速下行，但因为摩擦较小的自由匹配阶段，并未显著缺人；第二阶段，失业率改善斜率放缓，同时因为政府大规模补助及疫情导致的一些损耗（长新冠效应），缺人情况陡峭恶化，这一阶段工资涨幅尚不显著──因为企业在周期中倾向于先让在岗员工加班、之后才会涨薪招人。而从去年底至现在，美欧均处于第三阶段：虽然经济开始趋弱，但失业率持续处于历史低位区间，同时缺人的情况未见显著改善。

　　被财政补贴宠坏

　　疫情使得非农就业数据“砸坑”后，2020年4月以来缺口逐渐补充，就业人数2022年8月填补完缺口。那么如何理解现在仍然缺人？如果只看就业人数，其实隐含的假设是过去几年企业是不扩张的，这显然与现实不符，因此我们还需要看就业人数／总人口。2010年以来这个比率是持续上行的，即隐含的假设企业是持续扩张的，就业人数比例也需要持续上行。疫情前就业人数／总人数的水平为61%，而当前的比例为60%，换言之，美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还需要补充至少1%的总人口。这其实就是劳动参与率的概念，先要有一部分人决定找工作，再讨论这部分人的就业／失业问题。

　　参与率缺口主要集中在低端劳动力：财政发钱带来暂时不找工作的“底气”。与疫情前相比，当前20至24岁年龄段的劳动参与率缺口为2.9%，是劳动参与率缺口最大的年龄段。分学历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劳动参与率较疫情前仍有2%左右的缺口，随着学历的提升，劳动参与率缺口逐渐缩小。由于这部分人本身收入就较低，所以较大规模刺激支票叠加失业补助金的发放，使得他们疫后找工作的紧迫性快速放缓，这对应着疫后到去年上半年劳动参与率基本未见改善。

　　但从逻辑上来说，即使有超额储蓄的支撑，但总有花完的时候，且现在可能绝大部分人已经接近消耗殆尽的终点，这些年轻人总会回来工作──我们在去年四季度以来也观察到劳动参与率开始逐步回升。但截至目前，仍有1%左右的缺口未能补齐。这可能说明，除了周期性原因，可能还有一些疫情带来的阶段性影响，使得工资回落的速度会更滞后于失业率的恶化速度。

　　长新冠患者退出劳动市场

　　NEBR（美国权威经济研究机构）9月的论文中，讨论了新冠导致的健康原因对劳动力出勤和市场的影响。数据表明，新冠肺炎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体现为：因健康原因造成的缺勤、减少工作时长、换工作强度更低的工作或者直接退出劳动力市场。研究表明，与没有因为健康原因导致缺勤的人相比，因为新冠导致缺勤一周以上的人，一年之后仍在劳动力市场的概率降低了7%。在因新冠导致的健康原因缺勤后的14个月内，劳动收入减少约18%。

　　长期新冠肺炎（Long Covid）的影响正在体现。在新冠肺炎感染病例中，有10%至33%为长期新冠肺炎患者。EPIC研究（EPIC Research）在2021年7月的文章中指出，近一成的新冠患者寻求长期症状治疗；KFF（非营利机构“凯撒家庭基金会”）的研究员Katie Bach在今年1月份发表的文章中估计，每1亿个新冠肺炎感染者中，约有2700万至3300万人确诊为长期新冠肺炎。

　　2021年以来，美国申请残疾的人数由降转升。随着感染人数的上升，美国申请残疾的人口比例明显上行，研究认为这与新冠后遗症息息相关。这些后遗症，轻者会导致注意力、记忆力下降，严重的甚至难以独立完成穿衣或洗浴等日常基本活动。根据KFF今年8月发布的文章，在感染前工作但最终患长期新冠肺炎的成年人中，感染后仅有44%能够全职工作的，31%减少了工作时长，剩余25%停止了工作。根据测算，180万（联储局口径）至410万（柳叶刀口径）原本就业的人群可能因为长新冠原因而失业或者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

　　学校的关停和在线的教育，使得很多家庭可能面临着工作时长的减少和工作效率的损失。数据显示，美国家庭中如果必须有人要牺牲工作来照顾小朋友，女性可能承受了更大的牺牲：美国有年轻小孩的家庭里面，截至去年7月，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相较疫情前仍然有3%没有闭合。与之相比，男性劳动参与率已经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也就是说，家庭中的女性因为要照顾家里的小朋友，所以在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阶段性的摩擦，比如希望能够居家办公，或者希望工作时间更加灵活等。

　　此外，疫后65岁以上老人返回工作岗位的意愿一直没有获得修复。2015年到2019年，55岁以上老年人劳动参与率大幅上行，持续补充了美国劳动力市场供给。然而，部分老年人在疫情之后或已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进一步细分来看，原本有提前退休倾向的55岁至64岁劳动力已经逐渐回归劳动力市场，劳动参与率回归至疫情前的65%以上的水平；而65岁以上劳动参与率从21%下降至19%，对应约100万的人口，65岁以上劳动力回归难度较大。

　　失业率掣肘货币政策

　　疫情以来，美欧都呈现“菲利普斯曲线”陡峭化的趋势，即失业率的下降对应着更大的通胀涨幅。因此，与此前长达十年的“大稳健”时期（Great Moderation）相比，美欧央行抗通胀所作出的牺牲可能更大。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更大，在未能确保价格稳定时，稍有放松可能会面临通胀失控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本轮美欧央行的响应时间已经滞后，通胀的高企也使得央行更加谨慎。央行年会以来，美欧央行官员的发言均透露出“为了压低通胀可以适当牺牲增长和就业”态度。

　　比美国更严重的是，欧洲不仅服务业缺人，制造业还面临原材料短缺的问题。“北溪-1号”的停止供气加剧了市场对于欧洲冬季供暖的担忧，能源价格持续处于高位也使得欧洲通胀居高不下。欧洲更高的通胀、更脆弱的基本面，使得欧央行的紧缩代价可能更大，这预期对强势美元形成支撑。

　　对美联储而言，就业数据仍是货币政策核心关注变量。正如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全球央行会上所表达的，“联储局不能过早放松政策”，直到看到明确的劳动力市场放缓和通胀持续下行的信号。参考历史上的历次降息周期的开启，当通胀处于6%高位的时候，失业率至少要到5%以上才会开启降息。因此，对于当前的联储局来说，失业率至少一个月的改善是不够的。由于本轮通胀联储局的应对已晚，持续存在货币政策超调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