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23年中国财政货币政策的总体判断，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目标淡化以及当前就业预期下，货币政策不会过于宽松。第二，货币政策将在未来结构调整中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

　　首先，在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下，货币政策目标有所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上向各国央行的行长解释，人行货币政策有七个最终目标，分别是：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金融稳定、发展金融市场以及金融改革开放。今年，行长易纲在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提出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已精简为四个目标，分别是币值稳定、充分就业、金融稳定以及国际收支平衡。对比发现，发展金融市场和金融改革开放这两个转轨特殊时期的目标消失了，另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是经济增长不再作为最终目标。从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来看，美联储、欧央行、英伦银行、日本央行等这些已经步入现代中央银行制度下的经济体，都未把经济增长当作最终目标。

　　对中央银行而言，过多地关注经济增长会无法兼顾物价、国际收支和金融稳定等目标的实现。如果经济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首要目标，就业仍然是驱动货币政策宽松的宏观变数，如果调查失业率真的突破临界值，人行还是会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

　　展望2023年，人行更多的政策重点还是在维持充分就业上，笔者预计2023年调查失业率大概在5.2%水平，从这个方向上来看，较难形成特别大的宽松货币政策。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二方面，货币政策将在未来结构调整中发挥非常重大的作用。

　　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是一个中心性的问题，经济发展是要寻求更优化的高质量发展，这个高质量发展就是结构调整。

　　当前的结构调整主要体现在“告别房地产，拥抱制造业”，这个巨大的变化需要货币政策发挥关键性作用。对此有两个重大抓手：一个是人行，一个是央企。央企解决的是市场失灵的问题，人行解决的是资金缺口问题。当各个领域在结构调整中出现发展、调整、资金缺口等问题，都需要人行去补足。

　　2023年结构性的货币政策会愈来愈明显，各类的再贷款都会出现。例如，9月至10月PSL（抵押补充贷款）再贷款明显增加，一定程度起到替代土地财政收入的作用。这一类的再贷款力度有望在2023年进一步加大，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的问题。

　　展望2023年的财政政策，很难出现广义财政支出的大幅增加。这主要源于2022年大量的结转结余资金的转入，包括人行上缴利润和特定金融机构中小企业上缴利润。2023年，在中央稳定预算调节基金很难进行大规模调节的情况下，正常预算赤字率倾向于上调到3.2%左右，从而带来部分增量资金，但这并不能完全弥补今年大量调入的结转结余资金，对比来看，肯定还需要调入。总体来看，广义预算赤字大概与2022年基本持平。 

　　但是目前需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即土地出让收入大减。这么大体量的缺口，还是需要逐步恢复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通过国企、央企的拿地行为恢复大部分，少部分通过其他资金去弥补，包括增发专项债、人行支持政策性银行“准财政”填补资金缺口等管道，这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比较大的挑战。

　　从未来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配合的角度看，政策性银行是非常重要的抓手，但也要注意与过去政府性基金的支出方向进行有效配合。后续还要创设有效的风险隔绝机制，用预算内安排兜住风险，该支出的要支出到位，剩下的政府性基金中相对有灵活支出的方向，要用“准财政”进行有效替代，才会使2023年财政和货币政策稳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