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今年淨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可能为负，扩内需成为重中之重。

　　2022年已过去，回望去年初，有多少人预料到2022年的走势居然是这样的？那么，2023年中国经济又将如何变化呢？国内大部分经济学者把GDP预测目标定在5%至6%之间，笔者则认为，2023年经济复苏可期，但经济增速大致在4.5%左右。

　　2022年的12月上旬，疫情管控政策突然放松，中国的疫情终将与世界开始同步，随之而来的是感染率大幅攀升。那么，这一轮感染率的上升将持续到什么时候，社会经济活动的恢复又何时开始呢？

　　从国外及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放开案例看，从放开到疫情步入低谷，最快也要3个月，这意味2023年第一季度中国GDP增速可能面临下行压力，因为面对疫情管控放松的环境下，企业和个人都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如当下各大城市的交通客流量、餐饮消费、旅游休闲等都处在历史低点，要恢复到正常水平，需要时间。

　　从各大机构对2023年的中国经济增速预测看，国内机构普遍偏乐观，大致在5%至6%之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偏谨慎，大致在4.5%左右，笔者更倾向于后者，因为2015年以后，即便政府部门采取大规模的逆周期刺激政策，GDP增速仍一路下行。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2年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7%，比10月份上升0.2个百分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6.7%，达到2022年内次高。此外，11月份，农民工的调查失业率为6%，较10月份上升0.5个百分点；16至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为17.1%，高出2021年同期2.8个百分点。随着疫情管控放开，12月及2023年的失业率数据堪忧。

　　回顾2018年和2020年，政治局会议分别提出“六稳”和“六保”，其中第一稳或第一保均为就业。其中，2018年发生了中美贸易摩擦，2020年则是新冠疫情在欧美爆发并蔓延。由此可见，一旦外贸出口下滑，就可能对就业带来沉重打击。2022年11月中国出口下跌8.7%，可见出口形势非常严峻了。

　　外贸走弱 内需支撑大局

　　2023年全球经济增速将普遍下降，尤其是欧美等西方国家，原因是政府在抗疫过程中大量财政支出用于居民部门，在恢复经济的同时也带来通胀，同时收缩的货币政策又导致经济滞胀。例如，从美国个人储蓄存款来看，其已回落到疫情前水平，撒钱后遗症似乎近尾声。美国房地产市场在不断加息下也明显降温，新屋开工数已出现明显回调。事实上，在疫情前的2019年，欧美经济均已步入疲弱态势，这一轮借着防疫的刺激政策结束之后，势必会重回低增长状态。

　　因此，对中国而言，外需的长期走弱恐怕难以避免，2020至2021年的出口高增长有其特殊性，美国正采取多重举措来降低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度，从科技脱鈎到资本脱鈎，这对于中国出口相关行业的产业工人就业构成很大的负面影响。

　　既然2023年外需有持续走弱的可能性，故出口增长曲线有可能在零增长附近徘徊，出口增速将低于进口增速，故2023年淨出口对GDP的增长贡献可能为负。那么，扩内需便成为必然选择。扩内需的政策已经提及多年，效果并不明显，当下则更加显得迫切。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可见当下扩内需要把消费放在第一位。

　　近年扩消费政策累加起来并不少，但2022年首11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为负，为何政策效应不理想？可能是历年政策触及的多是容易操作的领域，但不易操作的大多是深层次的难题，或者政策执行意愿不强的领域。例如，消费与居民的收入及保障水平的相关度较高，如果能显著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则消费增速将会显著上行。

　　从配图中发现，中国的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度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历年来在扩内需方面都偏重于投资，投资不仅对稳增长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资本形成（如高楼大厦、高铁、大桥等），但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高投资必然带来高债务，且其对经济的拉动效应也显著低于消费。对于就业而言，消费所带动的就业也显著高于投资。

　　政府部门通常在对投资过程的参与度高，而对消费过程的参与度低，故“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实际上隐含政府需要转变职能，难度不小。

　　推进国企改革 提高分红比例

　　2023年能否让富人活跃起来，扩大消费、增加支出，能否让民营企业动起来，扩大投资、增加就业，这是关键所在。而未来为了稳增长所需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需要长期盘算。

　　2022年首10月，扣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税收按年仅增2.4%，首11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117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按年跌24.4%。按照债务率指标计算，2021年末地方政府总体债务率已经突破100%，达到105.8%，2022年估计仍将上行，因为疫情期间，放松了城投债发行，城投债淨融资额大幅上升，但接下来城投债到期偿还的压力较大。

　　通过税制改革，是推进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手段，但税制改革同样存在说易行难的问题，从最初提出税制改革至今至少逾十年了，但仍然没有时间表。那么，增加财政收入最现实的做法是盘活存量国有资产，正如30年前盘活国有土地资产一样。

　　增加国企利润上缴补充财政收入，有利于对冲土地财政依赖度下降产生的收支缺口，缓解财政“紧平衡”压力：

　　一是要提质增效，如果能够让300万亿元的国企总资产的回报率提高1个百分点，对应增加3万亿元收益，基本可以弥补土地财政消减带来的收入缺口。

　　二是参考国际经验提高国企分红比例，新加坡、中国香港、法国等国家和地区国企分红比例基本上在50%以上，甚至超过70%，相比之下中国还有较大提升空间。除了补充财力，提高国企分红水平还有助于降低代理成本，抑制国企过度投资的行为，凸显中国全民所有制的优越性。

　　三是要推进国企改革，提升国有股权的估值水平和流动性。据统计，2022年首三季度，沪市263家央企营业收入、淨利润分别占沪市整体营收和淨利润的54.89%和61.55%，但其合计市值仅占沪市公司总市值的四成左右；沪市央企整体市盈率约8倍，处于较低水平。

　　要提升国企的估值水平，可以通过股权转让、并购重组（包括业务、资产、债务等要素的重新组合）、整体上市、引进战略投资者、股权激励、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评价等方式来提升估值、做大市值和实现股权变现等。盘活国有资产，目的是做大国有资产的总盘子，扩大国有资产的市值，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这就需要解放思想，不能简单地认为国有股权转让就会削弱公有制经济。因为国有股权本质上归全民所有，只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转让并非不可，它与国有土地的性质是一样的。

　　对于民企而言，投资的信心，除了良好的法制环境外，投资回报率的高低也是一项重要因素。从逻辑上讲，投资回报率高的项目，大家都趋之若鹜，愈到经济下行阶段，社会的平均投资回报率就愈低。那么，参与国企改革会不会提高投资回报率的预期呢？这应该不取决于民企，而是取决于国资部门。

　　市场可能更希望看到的是真金白银的投入或变革。例如，对于某些地方政府拖欠民企账款现象，能否推出相关措施予以解决？在市场准入的不合理限制和隐形壁垒，能否打破？从2013至2021年，中国各级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累计投入近1.6万亿元，应该说规模不可谓不大，效果不可谓不好。但这些年疫情防控方面的支出也非常大。能否在今年的扶贫方面再加大投入呢？毕竟3年疫情，返贫现象又会出现。用于民生领域的支出如果能持续增加，虽然不像高铁、大桥那样气势恢宏，但却能让预期转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