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随着中国居民的消费率下降，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也在减弱。

　　随着防疫政策全面放开，中国在2023年正式进入后疫情时代，社会重心从疫情防控转向经济复苏。展望新的一年，不管是政府还是民众都意识到宏观经济复苏的压力大，政府政策与经济学家建言均指向恢复市场信心和扩大内需。

　　欧美制造业快速需求下降，全球贸易正在进入寒冬。据海关总署统计，2022年11月中国出口总值2960.9亿美元，同比下降8.7%，较上月放缓8.4个百分点。按出口目的地来看，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5.4%，较上月降幅扩大12.7个百分点，连续4个月负增长；对欧盟出口同比下滑10.6%，较上月降幅扩大1.7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负增长。

　　扭转有钱不敢花的心态

　　2023年欧美经济衰退是大概率事件，出口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拖累项，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求诸于内，即国内市场需求。宏观经济学将需求分解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纲要把投资视为关键作用，消费视为基础性作用。

　　受到3年新冠疫情冲击，中国消费长期萎靡不振。2022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0.1%。11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9%，同比降幅扩大5.4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负增长。除了“吃饭喝药”两项生活必需品正增长，其他商品销售均为负增长。根据弗里德曼的消费函数理论，消费支出取决于持久收入，包括过去的储蓄、当下的收入和未来的预期收入，还有社会保障收入。内需旺盛取决于“藏富于民”，消费能否恢复主要取决于普通家庭的收入能否增加、经济预期能否好转和社会保障是否充足。

　　中国经济长期重投资、轻消费，公共财政、银行信贷大规模投入到投资领域，而家庭可支配收入积累和消费购买力严重不足。以下几项数据显示，中国扩大消费需求的挑战不小：

　　一是储蓄与可支配收入。中国社会整体储蓄率不低，但有6亿人存款为零。受3年疫情的影响，普通家庭可支配收入下降、储蓄不足，提振消费可能出现“无钱可花”的窘境。长期以来，中国消费的“硬伤”是居民可支配收入严重不足。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2021年降到43%，而美国是83%，英国和印度超过70%，法德均超过60%，日本和俄罗斯为60%左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大部分未惠及普通家庭，进而导致普通家庭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内生力不足。

　　二是居民消费率。无钱可花是收入问题，有钱不敢花是预期问题。抗疫3年打击了消费信心，削减了居民消费率。数据显示，中国居民消费率从2013年的72%降到2022年前三季度的64%，下降8个百分点左右。中国最终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38%，低于美国70%左右、日本的54%、欧元区的51%，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55%。

　　三是社会保障。社会保障可以降低消费的“后顾之忧”，支撑普通家庭消费扩张。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在医疗、教育、社保就业和住房保障方面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为39.7%，低于发达经济体约70%的水平，也低于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水平。缺乏足够的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公共保障，普通家庭把大量财富安排在住房、教育、医疗和养老上，当下消费购买力不足，信贷消费意愿低迷。

　　四是消费透支。汽车消费是普通家庭消费的大头，是社会零售的大项。2022年受购置税减半政策、购车补贴刺激汽车消费已提前透支，汽车销售连续4个月同比高增长，但是到11月份转为负增长。汽车属于耐用品，其消费缺乏持续性，在短时间内无法填补。房地产也是家庭消费的主要项目，但在2015年棚改货币化这波浪潮中房地产消费被严重透支。2022年房地产陷入信用危机，相关消费更加低迷。11月份反映房地产市场相关需求的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同比下降10%，家居类同比下降4%。

　　公共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

　　在中国宏观经济逻辑中，大规模投资基建、制造业支撑大规模的商品出口，商品出口大规模创汇，然后以外汇为锚扩张货币、支持大规模投资。这是一个“商品—资本”的内外循环。在这个循环中，消费需求被边缘化，而投资需求占据主导地位。长期以来，中国投资的势能非常强大，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但如今也碰到公共投资边际收益率下降、私人投资低迷、公共负债率高企的问题。以下几项数据显示，投资扩张正面临严峻挑战：

　　一是私人融资。社融存量增速与广义货币增速之差从2022年4月份开始罕见转负，然后持续走扩，到11月降至-2%，这说明在流动性宽松之下社会融资需求持续走低。在社融增量中，公共融资的比重持续增加。11月份信贷和政府债两项合计占到了87%，较上月增加15个百分点。其中，国债淨融资和公共中长期贷款之和占新增社融的66%。这说明公共投资的乘数效应下降，私人投资跟进意愿不足。

　　二是私人投资。2022年前11个月，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控股投资增长10.2%，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回落至1.1%。其中，港澳台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外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3.4%。尽管国有投资维持高增长，但民间投资持续走弱。

　　三是投资效率。2022年前11个月，在三大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8.9%，制造业投资增长9.3%。但从涉及基础设施投资相关业务的上市公司业绩来看，投资收益率呈明显的下降之势。同时，11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下降到2.2%，较上月回落2.8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只有2%。制造业维持高投入，但增加值却持续走低。

　　四是债务率。数据显示，2022年二季度，宏观杠杆率上升至273.1%，上半年共上升了9.3个百分点。居民部门杠杆率上升至62.3%，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上升至161.3%，政府部门杠杆率上升至49.5%。其中，对杠杆率升幅的贡献企业部门占到了70%。负债率持续上升将抑制政府、企业和家庭的投资扩张。2022年，政府大幅扩张财政支出和债务，但财政收入明显下降，广义财政收支缺口达到3.5万亿元（人民币，下同）左右。另外，地方政府城投债超过65万亿元，隐性债务隐患重重，公共投资能力下降、风险大增。

　　五是房地产投资。2022年前11个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2.3863万亿元，同比下降9.8%。单11月房地产开发投资9918亿元，较去年同期减少2462亿元，同比下降19.89%。在中国，投资标的有限，房地产是私人投资的主要资产，房地产投资几乎决定了私人投资的景气程度。2022年上半年房地产政策集中在需求端松绑和刺激，7月份转向供给端的保交楼、救项目，11月全面转向救房企、救市场。房地产再次被定义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政府希望通过提振房地产投资来带动民间投资。

　　总体来看，公共投资边际收益率衰退、投资乘数下降，私人投资意愿和能力不足，政府、企业和家庭负债率上升，投资恢复的难度不小。另外，外贸出口下降，消费内需不足，基建和制造业投资出口收窄，投资风险上升。

　　笔者认为，考虑到中国宏观经济逻辑的稳定性、提振消费的艰巨挑战和公共投资的强大势能，政府今年在扩大内需战略执行中可能集中在提振投资需求上，而非真正重要的消费需求。这或与经济学家的理解、民间的预期形成反差。基于“发展与安全”的新主旋律，政府将投入更多专项财政和结构性货币，支持涉及国防安全、技术封锁相关领域，包括新基建、高端制造业和新兴技术产业。但投资恢复的关键不是加大公共投资，而是恢复企业家的投资信心。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全面深入改革开放，改变宏观经济增长的逻辑，构建以消费为主导的内外经济循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