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居民存款增速在近年不断加快，去年的同比增长就高达7.9万亿元人民币。\中新社

　　2022年，中国居民存款高增长，同比多增了将近8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这笔钱是不是居民在疫情期间多挣钱、少花钱带来的“超额储蓄”呢？其实都不是。中国居民存款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居民财富结构的改变：房地产、基建等底层资产收益的下降、风险的上升，以及2016年金融监管环境的全面收紧后，居民财富配置从房地产、资管产品、理财系统性的向存款“迁徙”，推升了存款的增速。

　　2021年居民存款增速只有10.7%，而截至2022年末这一增速已经抬升至17.3%，同比多增了7.9万亿元。但如果拉长历史来看，居民存款的高增长，并不是从新冠疫情发生后才开始的。在从2008年到2017年的10年时间里，中国居民存款每年的增量基本都维持在4万亿至5万亿元附近。从2018年开始，居民存款就明显高增长，2018年增长7.2万亿元，2019年增长9.7万亿元，2020年11.3万亿元，2021年9.9万亿元，2022年预计17.8万亿元，都远远高于2018年之前的年度增长规模。

　　居民调整财富结构

　　直观来看，既然居民存款高增长不是在新冠疫情到来之后就开始的，那么我们必然不能将居民存款高增的原因，全部归为新冠疫情期间居民超额储蓄的增加，势必存在其他因素。

　　另一方面，存款高增长是不是整个社会的货币创造速度加快了呢？为了剔除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对居民存款变化的影响，我们用社融增速来代表整个社会货币的创造速度，结果发现，在2017年之前的几年时间里，居民存款增长持续落后于整个社会的货币创造速度；但是从2018年开始，二者的缺口开始快速弥合，尤其是2018、2019两年，弥合速度非常快，居民存款增速从落后于、转为了领先于整个社会的货币创造速度。尤其是2022年以来，居民存款增速快速攀升，远远拉开了与货币创造速度之间的距离。

　　由此来看，货币创造速度没有明显加快的情况下，存款反而也增加了，所以总量的货币创造速度也不是居民存款高增的原因。

　　要寻找存款高增背后的原因，是不是“超额储蓄”，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个更宏大的背景：存款其实只是居民部门多种财富配置渠道中的其中一个渠道而已，并不是唯一渠道，而且存款在居民财富中的占比并不高。根据人行2019年对城镇居民部门资产负债的调查情况，中国居民资产中，现金和存款占比只有8%，占比并不大；配置比例最高的是房产，占比高达59.1%，如果加上商铺则高达65.9%；其次是厂房设备（6.1%），汽车（5.2%）；理财、资管产品、信托占比5.4%，其他金融资产占比7%。

　　银行理财产品收缩

　　所以存款只是居民财富配置中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太高的一部分，如果居民的财富结构发生比较大的变化，例如从其他资产类别向存款“迁徙”，那么即使居民财富和储蓄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存款也会出现高增长。而事实上，居民财富的这种“迁徙”，在过去几年中确实在发生。　　 首先是楼市的下行，房地产是中国居民配置比例最高的一个渠道，但在2018年之后，房地产市场储藏财富的功能就开始下降。一方面，存量的房产面临价格下跌、价值缩水的压力，居民可能会卖掉存量的房产，转换为现金或存款；另一方面，即使存量的房地产资产配置不变的情况下，居民每年还有增量的收入或储蓄，这些增量配置向房地产领域的意愿也会明显下降。

　　而楼市的下行，还会给居民财富的配置结构产生另外一种影响，即居民的金融资产可能也会向存款领域集中。这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房地产、基建是中国诸多资管产品配置的重要底层资产，因为房价的上涨、楼市的繁荣，再加上地方政府高成本的融资，为金融产品提供了高收益。但2018年之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下行，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大，这些底层资产能够提供的回报率在快速降低，金融产品的收益也随之下降。金融资产无法提供相对较高的收益，甚至面临的风险在增加，势必会向存款端转移，这是2018年之后中国居民财富配置结构“大迁徙”的最重要的底层逻辑。

　　其次，金融监管环境的变化，也会对居民财富的配置结构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不仅决定于底层资产（房地产、基建等）的变化，也决定于货币和监管政策。在2016年之前，中国整体的金融监管环境是偏宽松的，资管行业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金融产品规模快速增长。但这种环境于2016年开始改变，彼时中国开启了金融去杠杆，规范资管产品杠杆水平，打击空转套利，监管通道、表外等业务；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召开，指明了金融行业的政策大方向，同年底资管新规征求意见稿出台，银信类业务监管措施也出台；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落地，同年也开始更为直接的实体去杠杆。

　　监管政策不断收紧后，信托、券商资管、基金专户等业务规模从2016年之后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银行理财也告别了高增长，2015年理财规模增长7.3万亿元，2016年增长5.7万亿元，但2017至2021年的5年时间里，平均每年只增长1.2万亿元。

　　因此，其他金融资产向存款的结构性“迁徙”，可能也是居民存款高增长的重要原因。那么如何来测算这一影响有多大呢？

　　在测算之前，我们要明确一点，在金融去杠杆前，券商资管、基金专户、基金子公司业务、信托、理财等资金余额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同业业务，即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相互委托。金融去杠杆以后，同业业务大幅收缩，是券商资管、基金专户、基金子公司、信托甚至理财规模下降的主要原因，所以这些资管产品规模的下降可能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于金融部门内部的萎缩。如果我们简单将资管产品余额和存款相加，可能会明显夸大居民财富结构的转移效应。比较理想的测算是，直接将居民部门购买的各种资管产品、理财和存款相加，即算出居民各类金融资产的总规模，这样就可以更为直观的判断居民储蓄到底有没有变多，但是数据披露没有这样细致。

　　“超额储蓄”近3万亿

　　但由于近几年的银行理财中，主要购买者已是个人投资者，我们不妨将理财和存款加在一起来计算居民的储蓄规模。结果显示，将理财加回来后，存款的增速就没有那么高了，可以下拉2022年的存款增速约4个百分点，这印证了存款高增长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居民财富形式的变化。

　　从理论上来说，要看居民有没有超额储蓄，有多少超额储蓄，并不应该看存款的变化，而应该看居民收入和支出的相对变化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调查的数据来测算，过去3年中，居民实际的储蓄率明显超出理论值，尤其是2020年四季度比较明显，因为当时经济很强劲，总量经济增速超越了疫情之前，但居民出行还是受到较大限制，所以消费需求无法正常释放，带来了超额储蓄。

　　具体有多少超额储蓄？我们将居民部门实际的储蓄超过理论上需要的储蓄部分，视为超额储蓄。估算下来，截至2022年9月，中国居民部门的超额储蓄接近2.9万亿元，距离居民存款接近8万亿的同比多增规模，还相差甚远。如果考虑到2022年四季度疫情的集中影响，可能当前的超额储蓄规模已经达到了3万亿附近，甚至还要略高一些。

　　上述3万亿左右的超额储蓄，是接下来人口流动逐步正常化后，消费恢复的重要保障。这笔超额储蓄如果完全释放，能够带动将近7%的居民名义消费增长，4.8%的整体名义消费增长，2.5%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长。但能否完全释放出来，以及能否在2023年一年内释放出来，是需要后续观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