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7月17日A11版】提到，消费增长和贡献度提升的关键在于稳定经济增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稳定投资和就业市场信心，创造更具韧性的消费条件和消费预期。

　　疫情之后，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消费复苏增长都是亮点，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二者的复苏进程和强度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原因可以从五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是前期刺激政策的规模和覆盖面不同。新冠疫情发生后，欧美日发达经济体普遍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通过财政直接补贴或发放现金支票短期内迅速抬高居民储蓄率，为疫后消费迅速扩张提供了较强支撑，产生“立竿见影”的短期政策效果。

　　二是欧美发达经济体普遍早于新兴经济体放松疫情管控，服务业恢复较快，欧美国家的居民对新冠疫情的认知存在差异，“疤痕效应”的影响时间较短，而新兴经济体的“疤痕效应”相对突出，主要在于市场信心和消费预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三是欧美发达的就业数据相对具有韧劲，统计的失业率相对较低，主要是企业受益于前期刺激，以及欧美国家的就业市场结构性改善，劳动参与率提升较快，同时也与就业统计口径有关。

　　四是发达经济体加大实施“制造业回流”政策，实施较大规模的补贴政策，例如美国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为生产性服务业继续扩张带来新的驱动。

　　五是欧美发达经济体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高通胀问题，疫后商品和服务价格均有大幅上涨，通胀推高家庭支出，名义商业销售额停留在较高水平，反映在最终消费支出仍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增长阶段。

　　发达国经济有硬着陆风险

　　欧美日发达经济体的消费复苏能否持续？可以从三个层面展开讨论：其一，前期刺激政策加快退出，紧缩政策加剧流动性紧张，支撑经济增长的动能也在减弱，预计2023年发达经济体仍可能实现“软着陆”，2024年的经济将可能放缓，存在“硬着陆”的风险，将削弱消费支出信心。

　　其二，目前的通胀率仍处于高点且核心通胀黏性增强，截至2023年5月美国、欧元区核心消费物价指数（CPI）按年升幅均在5%以上，未见明显放缓迹象，同时欧美国家利率水平升至15年以来高位，高利率政策长期运行将导致居民部门的债务付息支出扩大，严重挤压居民消费信贷增长空间。

　　其三，储蓄水平持续下降。以美国为例，美国私人储蓄从2020年的3.4万亿美元下降至2022年的1.4万亿美元，基本回到2016年水平，而且过去数年美股的长期牛市以及近期欧股、日股的短期大幅度反弹可能存在一定的泡沫成分，一旦调整，将可能打击消费信心。高福利国家制度高度依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赤字货币化，造成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不断扩大，最终演变成债务型经济，这种增长方式显然不可取、也不能持续，短期的繁荣并不能改变发达经济体长期增长低迷的发展趋势。世界银行预计2024年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的GDP实际增速分别为0.8%、0.7%、1.3%，总体仍处于低增长阶段。

　　新兴国具消费升级潜能

　　反观多数新兴经济体，特别是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新兴经济体，不但储蓄水平较高（2021年储蓄占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达36%，高于高收入国家13%），具备释放消费潜力的基础，资产负债表表现相对健康，居民部门杠杆率增速也趋于稳定（2022年居民杠杆率47.7%，低于高收入国家25.6%），而且资本市场的结构性成长机会将有助于增强“财富效应”，未来将激活潜在的消费升级潜能。

　　应该看到，多数大中型新兴经济体的消费升级并未结束，而是走向多元化，改善型住房、新能源消费以及其他新型消费将有较多的增长机会，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增效。展望未来，较高的储蓄率的沉淀，产业创新升级将带来资本市场的成长机会，不断增强的资产配置能力也有利于增加更多财产性收入。从内外需平衡的关系理解，外向型经济具有增长的不稳定和波动性，需要灵活应对内需及外需变化，保持消费内需增长和外需平稳发展。从消费支出结构和不同收入群体消费需求层次来看，刚需型消费、改善型消费和投资型消费各有特点，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大相迳庭，需要制定完善与之相匹配的宏观政策，更多地依靠结构性改革释放经济发展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