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今年首8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近十三万亿元，占进出口总值逾四成六。

　　全球化已经从过去顺风顺水的模式，转变为现在风高浪急的模式，要走出过去的瓶颈，应对现在的挑战，最好的方向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数字经济是人类共同的未来，在这两个维度上，中国贸易可以做出两项重要的工作。第一，从宏观着眼，坚持做长期正确的事，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的进展。过去十年，“一带一路”倡议为地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同时也为中国贸易增长提供了新的增长极。第二，从微观着手，细致地去做顺势而为的事。

　　在过去十年中，“一带一路”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的变化，以及全球化的推进做出了积极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改变着整个沿线地区的经济生态，同时也优化了区域内贸易进行的基础条件，明显地带来了全局性的增长效应。

　　提升基建品质 降低贸易成本

　　首先，“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十分重要。自从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经过十年发展，中国已经与152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档。据中国海关统计，2013至2022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贸易额从1.04万亿美元扩大到2.07万亿美元，复合年均增长率7.9%，是同时期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复合年均增长率4.7%的1.7倍。2023年1至8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达12.62万亿元、同比增长3.6%，高出整体增速3.7个百分点，占进出口总值的46.6%。

　　其次，“一带一路”推动了沿线国家基建品质的增长。中国在基建领域拥有非常成熟的经验做法和微观实力，能够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效提升基建品质，这种质量的提升可以从四个维度提振整个区域贸易开展。一是基建服务自由化和便捷化能够直接和间接地降低贸易活动中的资讯成本；二是基建的完善会显著节省物流时间的成本；三是基建品质的提升可以降低货物及贸易运输过程中额外发生风险的可能性；四是基建便利化将增强贸易国之间经济联动性和紧密性。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2014至2022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综合品质增长了2.5个百分点，带动沿线双边贸易成本下降0.55个百分点，分别提升沿线内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以及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速0.50、0.41和0.61个百分点左右。

　　不仅如此，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成本降低时，对不同区域的GDP增速产生影响。根据模型拟合结果显示，当中国与“一带一路”协议内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成本降低0.2个百分点时，东亚、东南亚（GDP增速将提高0.08个百分点）以及非洲南部国家（GDP增速将提高0.07个百分点）将是贸易成本下降后的最大受益地区（见图）。

　　对于中国来说，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强化双边贸易合作，贸易成本降低对经济增速的推动作用显著。若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成本平均降低0.2个百分点，中国GDP增速将增长0.2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结合贸易成本降低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速的提振，“一带一路”倡议不仅不会加剧沿线国家的债务风险，而且长期将有利于提高沿线国家的偿债能力。基于2022年的数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债务占其GDP的平均值约为2%，低于60%的国际债务警戒线。当前，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中，没有任何国家对中国的外债负担超过30%。实证结果也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债务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升级数字经济 赋能境内外客户

　　2023年以来，宏观表现承压明显，但从微观调研中却明显感受到中国外贸企业百折不挠的抗压韧性和目光朝前的创新精神，借力数字经济的突破与发展，中国贸易正发生由微观到宏观的渐次变革。

　　短期来看，出口企业面临风险多元化挑战，风险防御复杂度显著上升。一是供应链成本上升。被调研企业反映，疫情前后运费价格上行区间为5至10倍，弱化了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二是全球合规性风险正在上升。由于地缘摩擦加剧，主要进出口大国围绕国际贸易法进一步细化了新的标准和要求。在高技术领域，美国和欧元区在进口产品专利权的审查上更加细致。三是企业供应链管理风险加剧。被调研出口商普遍反映，过去的供应链风险主要集中在库存管理，近年来供应链风险受到供给侧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同时，产品在运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有所提高，可能会遇到的延误、损坏、丢失等问题愈发严重。四是融资难问题仍是长期性挑战。企业规模比较小、不确定性比较大使得融资难问题较为普遍。相比上述其他挑战，长期的业务累积和营商关系使得出口商有能力寻找到传统贷款以外的其他融资管道。

　　长期来看，通过数字经济赋能出口企业，针对自身业务实现与人工智慧、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的交叉应用，实现自身转型升级逐渐成为发展共识。例如，利用区块链服务帮助下游客户跟踪产品的整个供应链，一家水果出口商使用区块链技术来记录柑橘、葡萄柚从采摘到出口的全过程，确保所有的贸易环节都是安全和可持续的。买家可以验证产品的来源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的产品透明度。再如，利用生成式AI创建产品的虚拟样本或模型，一间家具出口商在大规模生产订单到来之前，通过生成式AI创建产品的虚拟样本或模型，再基于AI样本创建3D列印的样品模型，允许买家在购买前预览产品。这样可以有效节省物流成本，并减少因样品不符预期而可能产生的退货。

　　除了微观层面出口企业努力拥抱数字经济大潮流，数字经济对中国贸易的赋能还可以在制度层面进行更深一步的改进，帮助企业有效降低贸易成本。学术研究表明，落后且低效的制度支持，将提高贸易商的进出口成本。相关统计和实证研究显示，制度支持越强的国家，双边贸易额的提升将越显著。当出口国的制度品质每提升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将提升1.1个百分点；当进口国的制度品质每提升1个单位，双边贸易额将提升0.5个百分点。这样的制度支持包括：政策便利和支持力度、政策的稳定性和透明性、法制层面产权保护力度、司法完善情况和社会治安、服务便利性、通关支持、交通便利、支付便利和英语普及等各个层面。

　　另外，出口商高度认同制度支持（尤其是服务便利）对贸易成本的影响十分显著。事实上，中国的数位化服务建设已非常健全，但境外客户的体验相比境内客户仍有不足，例如，在入境签证审批、银行卡支付、国内生活软体应用、私人交通出行等方面，这意味着相关领域的帕累托改进尚有空间。因此，进一步升级数字经济向境内外客户全面赋能，提升制度性服务便利，帮助企业更好实现数字经济转型将是中国实现国内国际双回圈相互促进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