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国应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外部挑战，最直接的方法是扩大内需市场。

　　继美国财长耶伦之后，德国总理朔尔茨同样时隔一年再度访华。由于经贸往来一直被看做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海外媒体也顺势在“产能过剩”上大作文章。在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全球蔓延的当下，中德经贸的健康稳定显得尤为重要。

　　德国是欧洲少有的对中国形成贸易顺差的国家，特别是对华出口方面增长趋势明显，这也为中德友好关系打下坚实基础。但疫情期间，两国贸易数据大幅波动，并且于2022年出现逆转，虽然2023年有所恢复，但顺差规模较小（见图）。

　　中德贸易出现波动

　　分项来看，2023年德国对中国进口与出口均有下滑，且前者降幅大于后者。其中，来自中国货物进口额同比下降19.2%，对中国货物出口额同比减少8.8%，尤其是汽车与化工产品成为“重灾区”。

　　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德国经济表现持续低迷。去年德国GDP下降0.3%。这也是该国自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第二次出现经济衰退。也因此，德国对本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产生担忧，进而催生出“去风险化”论调，认为应降低对中国贸易的“过度依赖”。

　　德国过去以汽车制造业为荣，如今不单对华出口规模萎缩，在本土市场上亦要面对中国电动车新势力的挑战。国内政治压力因此陡升，也引发出连锁反应。2023年9月，欧盟发起对中国新能源车的反补贴调查。

　　关于“新三样”存在低价倾销的质疑，笔者于4月14日撰文《“产能过剩论”是拜登经济学的遮羞布》已作反驳。但现时问题在于，即便自由贸易红利已在全球形成共识，但保护主义情绪依然大行其道。

　　这是由于在全球化转向全球分化的过程中，经济民族主义再度崛起。该理论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并于19世纪成为大国之间的共识。以关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最早就是由美国财政部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的，后来成为经济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振内需缓解外部冲击

　　经济民族主义的核心思想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各种经济政策来维护和增强本国的经济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关税保护、补贴国内产业、限制外国投资等措施。回顾历史，通常在经济危机期间，经济民族主义会反复强化。

　　依据经济民族主义的逻辑，很容易按照出口数据，简单将外贸伙伴区分为“朋友”与“敌人”。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年3月数据显示，在德国贸易伙伴重要程度排名中，中国以2541亿欧元的贸易额排名居首，但仅比次席的美国多出15亿欧元。专家预测，鉴于美国市场的需求强劲，最晚不过2025年，美国将取代中国成为德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反观中国，制造业出海已是大势所趋，但同时也须平衡内外循环。而应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外部挑战，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就是扩大内需市场。只要本国消费得到有效提振，对内可以促进通胀回暖，进而带动居民收入增长；对外有利于平衡国际贸易关系，消解民粹情绪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