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海外蔓延推高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中国作为“将要最先走出经济放缓”的市场，正在积极尝试复苏新抓手。日前，路透社在一篇对中国经济深度分析的文章中援引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观点，指出中国短期经济政策要集中于“恢复”“救助”和“避险”，着眼点要从刺激政策转向释放经济结构性潜能。未来五到十年，最大的结构性潜能是都市圈加快发展。

要促进都市圈建设，需解决其面临的诸多体制机制政策问题。4月9日，发改委发布《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提出深化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同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强调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土地管理体制。

对此，刘世锦表示，这些中央文件对推动都市圈建设“恰逢其时，切中要害”，要以落实这些文件为契机，推出以要素市场化改革推动都市圈建设的一揽子改革发展计划。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周黎安也表示，推进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将极大地促进劳动力和土地等要素跨地区有序合理流动，有利于都市圈战略的推进，也有利于结构性增加供给，将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源。

我国都市圈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以中心城市为极核，在周边20-50公里范围内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通过轨道交通形成由廊道、圈层和关键节点组成的网络化城镇体系，有效促进人口和创新要素向周边中小城市发展，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新动力。就我国都市圈发展的实际情况而言，以“产城融合”为特征，以产业发展为核心的产业新城，有望补齐县域发展的短板。

作为国内最早以开发性PPP模式整体建设运营产业新城的企业，华夏幸福早在2002年就与河北固安县政府合作探索都市圈县域经济发展机遇。通过华夏幸福的创新助推，固安工业园区实现了“产城融合”的良性循环，创造了园区产业发展与城镇开发建设相互促进的“产业新城”模式。“固安模式”通过把高端产业、优秀人才发展所需的要素聚集到一起，补齐了县域发展中资金、技术、人才、能力等方面的短板，成就多赢的局面。

多年以来，华夏幸福在持续精耕京津冀都市圈的基础上，布局长三角（南京、杭州、合肥）都市圈，加快布局粤港澳都市圈三个高能核心都市圈；推进布局郑州都市圈、武汉都市圈和成都都市圈三个高潜核心都市圈，以及长沙都市圈、西安都市圈、贵阳都市圈和沈阳都市圈四个潜力核心都市圈，累计布局近80座产业新城。

整体来看，华夏幸福的产业新城大都分布在城市圈和辐射圈，成为了助力外圈层与核心圈高质量协同发展的一种有效载体。在都市圈内的节点城市建设产业园区，然后引进高新技术、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使得都市圈内的产业结构得以合理优化和再分配，这是华夏幸福打造产业新城的逻辑，也是其助力都市圈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所在。

华夏幸福产业研究院院长顾强认为，在相关政策支持下都市圈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到2035年，我国或将涌现出4~5个超过4000万人口、1万亿美元的都市圈，10个左右超过2000万人口、5000亿美元的世界一等都市圈。

他表示“中国的都市圈发展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显著的差异就是外围节点城市和微中心的发展相对不足，没有形成网络型空间结构。”发展节点城市，可以服务中心城市发展，在生产、生活各领域形成配套，缓和中心城市通勤压力，最终形成“创新尖峰+产业高地”的发展模式，整体提升区域发展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