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五年，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联合创始人王海一共访谈了220位家族资产过了10亿美金的顶级华人富商，只为弄明白一个问题：究竟这些人的惊人财富，是如何一代一代突破各种风险，传承下来的?

严格意义上讲，这是王海事业的新起点。

此前20多年，王海一直在做股权投资，最近这几年，他被自己一类特殊的交易对手所吸引——来自于欧美的Family Office，也就是“家族资产管理办公室”。这些人，有鲜明的特点：

第一，人很少，但背后的资金量非常庞大;第二，对于好的标的物，持有的战略眼光非常长远;第三，金融结构很稳妥，但做事风格极其低调，一直在强调：管理钱不是目标，真正的目标是帮助家族(也就是他们的LP)更好地传承。“这是很有意思的。”王海说：“因为在整个中国的VC界和金融界，你很少会听到有财富管理者，在涉足家族的传承管理。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富人正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的困惑。”

这些困惑包括：中国没有“家族信托”这样的法律结构，我要怎么做我的财产保全?我家里的钱该怎么弄?如果小辈们已经偏离父辈的期望，比如我希望子承父业，但小辈们不愿意怎么办?等等。

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由此而创立。而王海电脑里的这220份调查问卷，正是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的第一个理论起点。

时代的侧影：中国家族办公室的兴起

不过，王海只是时代的侧影——中国家族办公室，隐秘兴起于2018年，到2020年已经隐约有小高潮。

“当我们说一个东西很热的时候，从行业的角度看，其实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在中国，家族办公室的需求开始变强。”专注为家族办公室提供系统支持的财富管理公司潘帕斯科技的董事和联合创始人施宏斌说。

显然，中国已经有大量在海外存有资产的富人，如果按中国有多少家海外上市公司计。

比如，一家在国内大获成功的公司既在A股上市，也在香港上市，那么它在香港上市之后，其股份/期权持有者因此获得的钱，就是港币/外币。而这些钱，是不会回到国内的。也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有一大群以“双币种”生活的人，他们的钱大部分在海外，但这不是他们从国内转出去的，而是他们投资的企业在海外上市赚来的钱，然后，被放在海外作为合法收入。

“中国有这么一大批人，身价在10亿人民币以上。”王海指出：”从家族的角度看，这个人群已经过了20万，而如果是从单人的角度，则已经远远超过20万。”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保全自身财富的第一个冲动，这批人近几年纷纷前往海外去设立离岸家族信托。

根据《棱镜》在2019年5月的报道：2019年年初，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在港交所披露了自己已经在美国设立离岸家族信托的事宜，自此，人们发现：内地富豪设立离岸家族信托正在成为一种风潮。

据不完全统计：仅2018年底至2019年1月，已有5名中国富豪将近2000亿元资产转入离岸家族信托。除了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之外，还有龙湖集团的吴亚军及其前夫蔡奎、达利食品许世辉、周黑鸭唐建芳等。稍早之前的雷军，也于小米集团上市期间在诺亚财富旗下设立了信托计划。

“离岸家族信托现在已成为内地富豪们的标配，所有在香港开设私人银行的机构，都涉猎了这个服务业务。”《棱镜》称：“而2018年是需求最为旺盛的一年。”

不过在王海看来，只是单纯地帮客户设立家族信托，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

什么是真正的家族办公室?

根据维基百科的定义：家族办公室起源于欧美，目的是为有效的实现“家族财富的跨代增长和转移”。

到了20世纪80年代，家族办公室开始流行起来。2005年，随着全球超级富豪增长到创纪录比例，家族办公室也跟着按比例膨胀。

而近几年，该行业的一个最大增量是：全球科技公司的估值快速增长，许多人开始拥有被新创造出来的财富，这也使家族办公室在全球变得更加的普遍。

成立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之前，王海对家族办公室有颇多研究。根据王海的介绍，家族办公室主要有三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涉及了财富的“所有制”问题，也就是：设立家族信托。但这其实是一个法律结构上的东西。

让我们以A家族为例。比如说，A设立了一个家族信托，然后，A把所有钱捐给这个信托。同时，这个信托的最终受益者由A来指定，比如指定给A的女儿或孙女，或A的第三代。换句话说，A对财富的所有权可以通过信托来把它捐掉，从而实现财富在A的家族代际之间的转移。

第二，在家族信托这一法律结构之下，家族办公室还另有两个重要功能，都涉及到了家族的财富管理。

在这一层面上，A家族的财富，会被分为两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这里的钱会被主要用于产业投资(需要财富管理团队懂得该家族所在的产业，这块业务类似于一级市场的股权投资)。

而第二个产品，则有点类似于对家族遗产的管理，它会被主要用于家族孩子的传承(需要财富管理团队有全球资产配置能力，以及一二级市场的股权投资能力)。

“两者的资金占比，通常是70%和30%。”王海说。以李嘉诚为例，梁伯韬与李嘉诚的配合，就在那个70%的盘子里。而李嘉诚在香港建立了一个私立医院，则是从那个30%的盘子里来。此外，绝大部分家族的慈善公益，都是从这个30%的钱进行的开销。

并且以上所有事情，都可以由A家族授权给，一个或多个家族办公室来操作和代其管理。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按这一定义，那么目前中国市场上的绝大部分家族办公室，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族办公室。

“当一个话题成为热门时，第二层意思，就是充斥了大量的‘伪’家办业务，或者说真正家办的定义会被泛化。”施宏斌指出。

根据施宏斌透露的情况：目前，中国约有3000家名义上的家办，其中至少约有80%，并不具备从客户实际的非常复杂的业务本身需求出发，来做的自上而下的东西，而更多是把一些产品简单化，或是一些信托简单化包装后出来的东西，简单说就是：更倾向于是销售的东西，而非服务的东西。

“而在剩下的20%的家办里，有超过95%以上的家族办公室都由两拨人构成。”施宏斌说：“一拨是律师背景的人，业务主要就做家族信托;而另外一拨，则是从汇丰或UBS等私人银行出来，他们有在私人银行的工作经验，懂得一、二级市场的投资，在邀请第三方律师帮客户搭建家族信托之后，他们开始自己做财富管理。”

而王海，是剩下的不到5%的“第三种人”，也就是，有产业投资背景的人。

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的论证：中国富商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在做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之前，王海干了20多年的股权投资，是国内第一批在欧洲做投资的人之一，2005年回国继续做投资。

为了做一只中国人自己的家族基金，2015年开始，王海采访了220位资产过了10亿美金的顶级华人贵族家族，目的是为了解隐形华人富豪们是如何做传承的。

这些人分散在世界各地：有的在美国，有的在中国台湾，有的在中国香港和东南亚，但都符合王海设定的三个条件：第一，已经是三代或三代以上(这说明已经有成功的传承案例);第二，家族资产过了10亿美金;第三，家人沟通的第一语言是中文(说明还没有离开中文文化的大背景)。

而王海的访谈结果，其实也是一个重要命题——“中国富商为什么富不过三代”——的答案。

下面，是王海根据访谈获得的两个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中国可投资的多元化产品和领域非常少，这导致了中国大部分富商在对抗外部风险时(包括大环境风险、金融危机，也包括战争)，缺乏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投资来对抗。

“目前，中国大部分家族可以买的东西无外乎三个：房子、股票和黄金。但是黄金，这是一种实物交割性产品，你身家过了10亿，去买一堆实物囤起来吗?显然不合适。“王海说：“再来看房产。中国的房产没有永久产权，现在大家谁都搞不清楚，是不是要把房产继承给孩子，而且房产是一个喜好性偏强的产品，你住在北京，你的女儿住在杭州，你说你给她房子，她可能还会嫌弃。还有股票，A股上市公司股票无法直接放入家族信托等还是存在，中国的金融改革还在持续进行中。”

“再比如，前两年东南亚的泰国市场，你说你跑到泰国去买了一套房，但是对不起，在我眼里，这不叫投资，这叫购物。包括印度腾飞了。今年已是印度腾飞的第8年，但是请问，哪个中国的家庭投资在印度的腾飞过程中占了半毛钱的边?美股都涨了10年，有多少中国人可以在中国直接买美股呢?”王海说。

不过，从对220位顶级华人富商的访谈结果看：传承得好的家族，一定都具备了全球化的视野和投资实力，原因是：家族需要做风险规避。

比如说，当美国不好的时候，他们决不会坚持只投资美国，这叫风险厌恶。这些人很少会说：我出生在美国，那我就只投资美国。他们的财富分配，一定是全球性的。

而第二个原因，则涉及了隐性规则。

这是指：如果把家族看作是一个企业，它会有领导层变更问题(即“继任者计划“)。而他的下一代，尤其是第三代，就价值取向和行为习惯来说，如果是在一个没有规则的框架里进行，他是没办法进行很好的多元化投资的，因为家族传承的第二个风险，就是内部风险。

而隐性规则作为一个家族千百年来不会变的行为准则，它其实是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中，帮助家族为保护家族资产设定了边界。

这是王海的第二个结论，即：如果一个家族内部没有“隐性规则”，那么，即便这个家族有全球投资能力，该家族的抗风险能力，仍然要低于那些有隐性规则的家族。

下面是这220位顶级华人富商家族的一些隐性规则案例：

比方说，有的家族要求：涉及家族传承投资所用的钱，不能超过家族总家产的30%。

还有一些家族要求：在做跟家族主业没关系的投资时，不能够做控股类投资，只能参股(因为你不懂，那就把事交给专业的团队做)。

还有的家族要求：对于所有非主营业务的投资，投资周期不能短于5年。

“这是长线投资的极好案例，”王海说：“很多时候，非主营业务的投资包括了主营业务的上下游。而这个时候，他觉得这个企业你不懂，但你两年就要人家翻本，这不是让人家跳楼吗?你想想我们的爷爷，花了多少年才把一个小超市做成大连锁?30年。所以他不允许5年就收回投资。”

还有一些家族要求：除非你是用自己的零花钱做投资，而不是家族本金，否则，你的投资决策必须在家庭会议中过半数通过。

还有一些要求：如果你是做财务类的全球化投资(不是股权投资)，那么，你在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占比，不能够超过15%。

“基本上，我采访的220个家族都有自己的隐性规则，且各不相同，在具体对抗环境变化的时候，起到的效用也不一样。”王海说：“但总体而言，有隐性规则的家族，其传承的成功率，一定要高于没有隐性规则的家族。”

需要注意的是：王海采访的这220位顶级华人富商，无一例外都设立了家族办公室。

他们告诉王海的一个数据是：在家族传承中，家族迭代时财富会有60%的流失，尤其是在华人家族中，而全球资产配置，是分化这类风险的最有效办法。

秘密收购小团队

2014年-2015年，王海干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欧洲秘密收购了一支小团队。

“因为基于家族办公室的行业特点，一个好的家族传承基金，必须具备全球投资的能力，而不仅仅是一个专项投资高手。“王海说。

随后，这个团队研发了一套量化交易分析系统。

“系统有沙盒。”王海指出：“很多人会说我现在也做量化交易数据，但如果没有核心的沙盒，数据分析其实是没用的。而沙盒这个东西，非常难。”

根据王海的介绍：这套系统的最内层是沙盒。而在沙盒之上，他把一些重要维度的数据加了进去。这些维度包括：

第一，全球各个市场公开的高频交易数据(包括美、中、中国香港、印度、巴西和欧洲市场等);第二，货币维度，五个最重大货币的比重(包括美金、欧元、人民币、日元和澳元);第三，大宗商品交易的维度;第四，石油的维度;第五，全球金融市场的现金流维度等等。

所有这些，构成了沙盒中间的分析层。

而沙盒的最外层，是舆情工具。该模型设立了一批关键字，然后，通过关键词把大量的信息化入口打了进来，去跟中间的分析层相匹配。最后，通过沙盒去计算。

“这样做的目的是：实际上，我们是在监控全球资金的流向，因为我们要做全球性的投资，我们希望对股市做预测。”王海说。

换句话说：这套模型还让王海有了类似于桥水的核心竞争力。

下面是该模型今年的战绩(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每天都会给其客户成员发送《投资日报》)：

3月6日，该模型向客户对全球金融资产发出了“清仓”的卖出信号，同时宣布，布伦特石油会跌破20美元(当时还在50美元以上)，并在3月22日(第四次熔断时)对美股发出了“买入”信号，当时，市场还是一片恐慌。

结果3月底，美股开始反弹。一直到今天，收益在40%以上，同时布伦特石油在4月跌破了20美元，市场也是一片惊悚。模型发出买入信号，现在的价格是40美元以上了，单项投资收益100%。

“我们还对中国A股发出买入持有的信号，对英镑和日本市场发出买卖信号……总体收益，超过了UBS等老牌财富管理机构的6%的收益。”王海说。

“但你千万不要觉得UBS这些老牌财富管理机构每年6%的收益是低的，这实际上是非常高的。”王海指出：”原因是它跨越了周期，穿越了金融危机，穿越了战争期。它能做到平均每年6%的收益，在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里，没有一个大家伙敢这么说。”

中国家族办公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上总结，一般而言，欧美家族办公室会按以下流程设置：

1，设立家规(隐性规则);

2，建立分配法则(越早制定越好);

3，在产业之外，利用家族的额外分配资金，设立家族管理办公室;

4，请非家族成员，必须是专人，来负责家族管理办公室;

5，家族管理办公室负责家族结构、参与继承人选拔、遗产分配、税务规范、慈善和财富管理;

6，家族领导人授权管理办公室管理机密文件，并在必要时出席重要的家庭会议;

7，家族成员成立家族委员会监管家族管理办公室。

而发展到现在，这些模式也已经更新换代——现在，欧美有关家族办公室的最新模式是：这些家族办公室会跟家族成员详细解释他是如何做财富管理的，甚至让家族成员一起参与，去共同为这笔财富负责。

“这样慢慢地，家族成员自己会成长起来，他可能没有金融背景知识和人脉，但5-10年之后，他就能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做出怎样的决定，”王海说：“并且这个决定如果是在家族内部有隐形规则的情况下，其对风险的控制，就会相对比较安全。”

不过，家族办公室在中国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首先，家族传承在经济性和管理学中一直是占比很大的研究，但华人家族的传承，至今还没在任何顶级期刊上有绝对高地位的经济学或管理学研究出现。

“这是非常让人遗憾的。”王海说。目前，他正联合北大和港大通过220位华人家族的研究，会在全球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华人家族传承的学术论文。

其次，这一行业在中国还非常的早期，从法律和实操的金融产品上讲，目前中国法律不支持家族办公室的产品，所以，所有中国市场上的家族办公室——包括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在内，实际上都注册在香港或海外，反过来做中国富商的生意。

而有意思的是，尽管王海是产业投资出身，但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主要在操盘的，却是做传承投资的那个30%资金盘的家族办公室，而非做产业投资的70%资金盘的家族办公室。

“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就算我帮家族赚了再多钱，但如果他在‘传承’这件事上做不好，他的钱，还是会富不过三代。”王海指出。

根据王海的介绍：在欧美，一个家族在产业投资和传承基金方面的资金占比是70：30，但传承管理的重要性，其实要远远大于产业投资。

比如说，诺贝尔奖就是从传承基金而来，这个传承基金管到今年，管了这么多年还能够发出奖金，靠的是传承投资，是那30%资金盘的一批人做出来的事。

“换句话说，我可以把所有和产业投资相关的事全部都做完，但问题是：我做得再好，如果客户家里的‘领导人计划’出了问题，然后，教育出了问题，这一系列事，仍然会导致一个家族富不过三代。”王海说：“从这个角度，我就说那么要不我们先退回来，不做产业投资的那个70%，转而聚焦在30%的传承投资上。”

而对于家族办公室未来五年的发展，王海和施宏斌的看法是一致的，都认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个人预计，接下来5年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成立家族信托，包括成立家族办公室，但中国的富豪们还需要更好地理解‘传承’这两个字，这需要我们传承基金的努力。”王海指出。

“因为现在，很多富商可能还没办法从长远视角去理解什么是财富永续，像做慈善这类事，虽然他们在理念上知道要做，但实际上，依然会觉得：唉，这个慈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又没有得到利益。这就是观念上的差别。”王海说：“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讲，那么这五年中在观念上诸如此类一系列事，还将发生激烈的碰撞和磨合。”

这实际上也和王海干的第三件事有关，即：联合国家一级慈善基金会，成立一级专项基金，取名为：传承基金会，专门用于保护中国文化的传承。

“这是因为，家族办公室主要关注四部分内容：资产配置、继任者计划、应对危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投资。”王海说：”而慈善基金会是家族打造影响力投资的最好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在拓扑传承基金最新的家族传承白皮书《2021辛丑年华人家族传承白皮书》中统计：

2020庚子年，全球共计有1.2万华人家族通过设立家族信托、遗嘱信托或慈善基金会等方式，建立或完成了家族的传承。其中：全球(除中国)占比是99.9%，中国占比0.01%。而这1.2万华人家族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家族，已经把做慈善作为是“传承”最重要的环节来对待。(更多白皮书数据见下方小贴士)

小贴士一：

家族办公室主要关注四部分内容，包括：资产配置、继任者计划、应对危机，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投资。

下面是具体的定义：

1)家族资产的配置：通过设立资产信托，把产业资本和家族财富相分离，家族财富用于传承。

2)继任者计划：包括家族财富的继承人，和产业的控股权继承。

3)应对危机：主要针对家族财富的多样性产品结构，和全球化的财富管理，不将风险放入一个篮子里。

4)影响力投资：这是家族传承的基石，主要通过参与慈善基金会做出捐赠，甚至有些家族直接设立慈善基金会。

小贴士二：

以下数据，摘自拓扑华人家族传承基金正在撰写并即将要发布的《2021辛丑年华人家族传承白皮书》：

2020庚子年，全球总计有1.2万华人家族通过设立家族信托、遗嘱信托或慈善基金会等方式，建立或完成家族的传承。其中：全球(除中国)占比是99.9%，中国占比0.01%。

2020年在资产配置方面：有超过56%的华人家族严格执行了全球资产配置的计划，视之为家族传承的基石。

2020年在继任者计划方面：不足30%的华人家族有继任者计划，而只有不到10%的华人家族设立了单独的遗嘱信托。这里的继任者计划不仅仅指的是财富的代际交接，更明确指向的是控制权交接。大约三分之一的家族设立了控制权交接的法律文件。

2020年在应对危机方面：有超过55%的华人家族在庚子年3月无差别抛售的金融风波中选择了长线持有，当然他们也非常善于把握机会，有15%的家族在金融风波的过程中进行了叠加式的战术交易。

2020年在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力投资方面：有43%的家族通过捐赠慈善基金会或直接捐赠的方式，建立家族影响力，并通过下一代开展可持续性发展的家族发展战略。

此外，关于慈善的投入在2020年明显提高，家族视为“影响力投资”：

有46%的家族在疫情发生后，主动加强了家族影响力建设，通过慈善基金会或直接投资的方式，参与疫情相关的慈善救助和影响力投资。

其中66%的家族认为慈善对于“传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5%的家族愿意加入不同的慈善组织，更多元化的扩大影响力。

13%的家族愿意自己独立成立慈善组织，为了更加突出自身影响力。

40%的家族制定了超过5年以上的影响力投资战略，60%的家族则为“现在”做影响力投资。

以下则是全球华人家族传承在2020年的资产分配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