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阅文、丰巢上周因收购交易触犯《反垄断法》，被分别处以50万元人民币罚款。而稍早时候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亦指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垄断无疑将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词，背后的成因及含义值得深入探讨。

不可否认，内地经济已从高速增长换档至中速增长，存量博弈的特征日益凸显。对于政府来说，现时重中之重是如何合理“切分蛋糕”，避免因财富分配不均造成社会矛盾激化。然而，疫情冲击使得货币政策易松难紧，而加杠杆能力较强的高收入群体往往受益最大，间接导致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内地有统计显示，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半年时间里，中国亿万富翁整体财富增加了41%。彭博近期也做了相关统计，全球富豪榜财富在疫情之后突破前高，较历史峰值增长近7%。特别是纳斯达克在经历3月股灾后节节向上，成就了一批科网新贵的身价暴涨。而按照国际劳工组织本月发布的报告，今年上半年，三分之二国家的平均工资水平面临下行压力，低薪工人大量失业。

财富极化的重要体现就是抑制社会消费的整体水平。今年前十个月，内地社消零售总额同比下降5.8%，其中固然有疫情的影响，但相较于同为三驾马车”的出口，消费表现差强人意。另一方面，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销量在疫情期间逆势上涨。其中，5月份以来豪华车销量保持在25%以上，远高于同期不足10%增速的乘用车销量;而今年内地奢侈品消费占全年市场占比，也有望从33%升至40%以上。

上述数据所蕴含的常识是，富裕阶层的消费边际效应更弱。虽然豪华车、奢侈品及豪宅的单价很高，但对消费的支撑作用有限，毕竟富裕人群的人口占比较低。在此背景下，政治局会议提出的“需求侧改革”，实则是针对消费水平的欲振乏力。因为在内循环体系中，消费的地位愈见重要。

缩小社会收入差距的方法有很多，如税制改革、发展慈善，但若要避免财富分配失衡，反垄断是必行的一步。在这方面，欧美的看法与中国高度一致，美国政府今年对科技巨头的反垄断诉讼就明显增多。盖因科技企业在经历残酷竞争后，往往都是赢家通吃，积累惊人财富的同时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却在减少。这也是社会贫富差距拉阔的诱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