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本轮反垄断的“风口”，社区团购在过去一个月里成为众矢之的。先是在12月11日遭《人民日报》点名，“掌握着海量数据、先进算力的互联网巨头，理应在科技创新上有更多的担当、有更多的追求、有更多作为。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其后多家食品企业开始限制经销商向社区团购平台供货，防止补贴销售扰乱市场价格体系。到了12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商务部召开行政指导会，规定社区团购经营行为“九个不得”，算是给行业画下了“发展红线”。

社区团购的商业模式发端于2018年，是一种以住宅小区为单位的并购行为。团购平台会在每个社区选出“团长”负责业务，所在区域用户通过微信群组向“团长”下单，主要涵盖生鲜蔬果及日化商品，“团长”则从中抽佣10%的费用。社区团购在刚出现的头两年不温不火，但经历了新冠疫情的洗礼，市场快速完成了消费者教育，互联网巨头开始入场。

2020年6月，滴滴率先推出社区团购小程序“橙心优选”;7月，美团成立社区团购事业部“美团优选”;8月，拼多多开始在湖北武汉试点“多多买菜”;11月，阿里旗下的盒马鲜生试运营社区团购;12月，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亲自带队，重组电商拼团业务“京喜”进入社区团购，并斥资7亿投资兴盛优选。在此过程中，巨头们的烧钱速度惊人，社区团购平台每月在单一省份的亏损额可达3000万至4000万，除海量商品补贴之外，亦斥重金挖角“团长”资源。

令人意外的是，香港在本轮的社区团购热潮中几乎与内地市场同步，数间内地背景的跨境团购平台取得爆发式增长。据笔者了解，某平台今年在香港市场的营收同比飙升五倍，客户规模同比扩大三倍。

正如上期专栏所说，在资本与流量的加持之下，互联网企业对传统商业实现降维打击，构成了不正当竞争行为。而在存量经济时代，监管层的关注重点亦从“做大蛋糕”向“合理切分蛋糕”转移。

社区团购无疑挤压了传统蔬果商贩的生存空间，但与惯常思维所不同的是，受冲击最大的并非是街市菜贩或社区小卖舖，他们实可转型为“团长”做平台在社区的桩脚，反而二级批发商及小型商超面临的挑战最直接。盖因团购平台从一级经销商进货对接消费者，扮演的其实是中间商的角色。而目前全国二级批发商大约有近万家，涉及就业人数保守也有几十万。社区团购一旦实现垄断，不少人将饭碗不保。

那麽，社区团购模式是否已经走到尽头?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与过往“先发展，再治理”的思路不同，监管层今次反应迅速。“九个不得”规范了行业发展方向，尤其对价格因素进行指导，有效防止了“资本无序扩张”的出现，相当于为社区团购从业者戴上了紧箍咒。

其次，社区团购是电商进化的必经阶段。行业从最初以阿里为代表的2B(对商家)平台，到淘宝为代表的2C(对消费者)平台，到聚美优品为代表的垂直细分平台，接着是盒马鲜生这样的新零售线下店、再到各家直播平台的兴起。交易频次提升、客单价下降的大趋势从未改变，社区团购正是符合这一潮流的产物。可预见，本轮“社区大战”的结果将颠覆内地电商产业原有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