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见4月25日A13版)提到外汇资产在人行负债表中占比最高，背后体现出的是中国制造业优势。中国依靠国际资本与本国劳动力，制造出大量价廉质优的商品，而商品出口换来巨额外汇收入，人行又通过外汇占款扩张货币，间接托底房地产市场。然而，表面上中国制造业风光无限，但近年来存在不少隐忧：工人收入增长缓慢、私人企业不愿投资制造业，以及与美国贸易摩擦不断。这一切源于现有全球化体系的失衡。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吸引大量海外资本在中国投资兴业，同时外资也带来了先进技术，国际技术转移也成就了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随着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分工，中美之间形成了互补型贸易关系。美国具备发达的金融市场、强大的跨国公司，中国拥有廉价的劳动力、广阔的消费市场，因此美国跨国公司可以在本国金融市场上获得廉价美元，跑去中国建厂赚取劳动力红利，并享有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及一系列优惠政策，同时又能规避美国税收，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东食西宿”。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实行官方结汇制度，巨额的贸易顺差最终成为人民银行账上的外汇资产，人行又动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债，大量美元回流美国金融市场，美国跨国公司再以廉价美元反覆投资中国制造业，从而形成正反馈闭环。

　　长期、巨额的贸易顺(逆)差并非好事，会为双方带来社会福利损失，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为保证相对竞争力，中国的制造业工人收入长期偏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从事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平台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4667元(人民币，下同)，从事制造业的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58元;而美国铁锈区失业率高企，产业空心化严重，这也就成为了当初特朗普煽动贸易战的理由，“中国工人抢走了我们的饭碗”。

　　这在本质上是因为当今的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而非劳动力的全球化，中国工人不能因为美国的工资高而跨境劳动。虽然现在部分低端制造业正从中国转移至劳动力更加低廉的东南亚国家，但跨国企业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往返套利的形式并没有改变。

　　不过，中美贸易却是两国低通胀的基础。对美国而言，从中国进口的日常用品价格实惠，大大降低了居民生活支出。美国人均GDP是中国的6倍，但两国必须消费品的价格差别却不大。对中国来说，贸易顺差带来了外汇占款，又以信贷货币的方式流入楼市，房地产价格膨胀榨取家庭财富，间接挤压了居民的消费支出。楼市其实成为货币的蓄水池，阻碍资金转向消费市场。

　　又由于中国商业银行偏爱地产抵押物，中国私人制造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难题。厂商对制造业的投资回报率远不如在房地产上的投资，这使得民营企业家热衷追逐“风口”，就是那些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的领域，真正需要长期投入的制造业却少人问津。

　　失衡的全球化是结构性通胀的困局。